据新华社报道，9日23时许，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4名儿童为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
当地人讲述，1个月前，4个孩子因没有生活费辍学在家，家里唯一的食物是去年的玉米。平时，孩子们将玉米磨成玉米面，不用筛子筛干净，就凑合吃了，“因为太穷了”。
孩子们最终因为什么服下毒药，还没有结论，但贫穷、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一定长期折磨着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这不仅仅是留守问题。在贵州山村，贫穷的阴影一直存在，这里的贫穷可以轻易震撼外来者，可以击垮最坚韧的心。
●难以想象，痛彻入心的事实
2012年11月19日，同样是在毕节市七星关区，5名流浪儿童被发现死于一处垃圾箱内。据警方调查，5个小孩来自七星关区插枪岩村，系躲进垃圾箱避寒时一氧化碳中毒身亡。这5名少年中，有4人的父母均在深圳打工。他们平日的伙食就是稀饭和盐巴，家里除去锅碗瓢盆和被褥，没有任何值钱家当。5 个孩子中有4人没上户口，因为“上户口要钱”。
两起惨案，9个孩子，他们都在穷困中挣扎，都经历着一种无人过问的生存状态，就像一颗颗胡乱生长的野草。
很多人难以想象在中国还有如此困苦的群体，如此悲哀的现实。四川省政协委员樊建川在网上说：“……难以想象，痛彻入心。”
●贵州山村的“穷”惊着了其他从农村出来的人
毕节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境内多山，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00公里。毕节市辖7县、1区、1管委会、1新区、98个镇 、146个乡。
毕节下属农村，村民生活大多贫困。大方县是贵州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大方县有个叫狗吊岩的地方，2004年2月19号，《南京日报》刊发了一个整版的报道《狗吊岩，我的青春我的梦》，这里无水无电无网络，天黑就必须睡觉，当地没有米饭，只种玉米和土豆，食物也只有玉米面、土豆和酸汤。在那里，年过花甲的老人都没有盖过棉被。1997年，当地有个退伍老兵吴道江回到家乡，发现家乡还没有学校，于是把当兵五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山洞里修建了一所有五个年级的小学，每个年级的教室之间用一块一米高的木板隔开，在一个教室上课，隔壁教室可以听得很清楚。有的人家只有一套衣服，如果今天家里有孩子要去上学，那么全家就得把仅有的一套衣服给这个孩子，家里其他的人都不出门。这几乎成为人们用以说明贵州农村穷困至极的一个样板案例。
毕节很穷，那么贵州的其他县镇呢？
2010年3月，西南大旱，记者彭远文去了贵州贞丰县沙坪乡者砍村。者砍村是个布依族的自然村寨，有村民2236人，其中享受低保的就有602人。多年来，者砍村到3、4月就有人断粮。村里用水也很困难，全村没有一处水井，挑水近的走40分钟，但一天只能渗出7桶水，远的来回得走三个小时。
在者砍村，彭远文遇到了三个月前才从浙江打工回来的罗首贵。“罗首贵打开橱柜门给我看,里面还有二三十斤大米和两棵白菜，这是他家现在所有的粮食储备。地上架着一口锅，残余着一小碗白菜汤。一个大缸里倒是有大半缸水,那是乡里面送来的。他现在已经没有钱了。”
“罗首贵并不是村里最困难的。另一位村民王丰良的奶奶前天中午逝世了，那时候他家一粒米都没有，兜里只有五块钱。村干部带着他去乡上申请救济，带回来了两百斤大米和两百块钱，至于给奶奶买棺材的650元还欠着呢。我去他家的时候看见门口躺着一棵刚砍倒的大树，那是准备过几天下葬的时候请亲戚吃饭做柴火用的。”
彭远文说，村人的贫穷让他这个四川农村出来的人都受到了惊吓。
●贵州的穷和贵州的富
在人们眼中，贵州一直是贫穷的“样板店”。
这个以茅台酒、老干妈而闻名的地方，因其历史和地理的特殊性，基本上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景象，而且，当地人常被称作穷得一无所有的“干人”。“干人”是贵州土话，意思是，干巴巴一贫如洗的穷人。
据一位中共中央统战部离休干部回忆，1983年，全国人大民委研究室主任史筠去贵州调研，发现贵州有些地方少数民族家庭只有一条裤子，出门的人才穿。后来史筠将贵州的情况写书面汇报附上照片报送中央。不久，胡耀邦把这个报告批给贵州省委书记，要他们重视解决，中央还拨了专款。
80年代，胡耀邦去了贵州3次，视察了贵州诸多贫困县的区乡。1984年1月7日，胡耀邦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说：“贵州省人均（收入）倒数第一，是全国最末一位。所以，贵州还没有最后摆脱干人的地位。”
这么多年过去了，贵州经济依然在全国长期挂末。1978年，贵州人均GDP只有175元人民币，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2%；2001年，贵州人均GDP在全国垫底，只有2895元人民币，名列第一的上海人均GDP是贵州人均GDP的12.9倍。2013年，贵州省人均GDP为22981.60元，位列全国所有省市最末位。2014年贵州人均GDP为2.64万元，排名第30位，仅高于甘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在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
但并不是所有贵州人都是“干人”。正如毕节下属山村的贫穷，和毕节市的富裕可以毫不违和地同时存在。2012年，曾有记者探访毕节市，认为这是一座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城中随处可见正在开工的楼盘。街头之上，甚至可见宝马、玛莎拉蒂等名车。当地人称，因毕节下属的县城有煤矿资源，所以城区之内，并不缺少富翁。
2005年，“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中讲述：“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
长期以来，贵州城市与农村生活水平悬殊过大。根据贵州统计年鉴，2001年，贵州的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1.0，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高达60.0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比较贵州和全国的恩格尔系数，可以发现，2001年贵州的农村总体上还处于贫困线以下，连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而城镇居民已经进入小康，接近富裕水平。
直到2012年，贵州仍然是全国城乡消费差距最大的省份之一。这一年，贵州省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4.61%，比城镇高出4.91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