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50多年的历史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50、60年代，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满清要员、日本战俘和国民党战犯，军衔至少在少将以上；第二阶段，“文革”时期，关押的主要对象是高级右派和所谓的“反革命头目”第三阶段，上世纪70、80年代，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的成员；第四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押的主要对象是省部级腐败官员。
它改造教育过国民党战犯，被林彪和“四人帮”利用迫害过革命干部，又审讯收押过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高墙里的那些人和事都充满了传奇，如今，秦城监狱又因成为一些贪腐高官的“最后归宿”而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
1960年10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著名作家斯诺谈话时说：“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国民党战犯进入秦城监狱后，互称“同学”，开始接受思想改造、劳动教育和学习互助。
秦城监狱在押高官有哪些，以下揭秘，至于谁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被送进秦城监狱的在押高官，外界无从考证。但统计资料显示，近10年来被查处的副省级（部）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其中，除8人被执行死刑外，被叛死缓的占百分之十一，无期徒刑者占百分之八，有期徒刑10年以上者占百分之二十一，有期徒刑10年及10年以下老早中百分之十五，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都成了秦城监狱在押高官。秦城监狱在押高官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公安部副长李纪周，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原国家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原北京市副市长，等等。
秦城监狱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属于公安部管辖的监狱。监狱建于1958年，是苏联援建的。上世纪50年代，中苏订立的援助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是秦城监狱。但因秦城监狱属保密工程，对外不公开，所以外人一般并不知道详情。秦城监狱由苏联专家设计。最初，监狱共建有4幢白色楼房，排号为甲、乙、丙、丁，都带有审讯室。楼房一律三层，砖墙，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片空地，是供在押人员放风的。“文革”期间，秦城监狱在押高官陡然增多。1967年，秦城监狱又增加了6栋楼房和6个院子。6座新监舍的排号顺序为戊、已、庚、辛、壬、癸。
陈良宇过着有规律的生活
在秦城监狱里，目前还关押着一个与陈希同同样级别的人。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200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良宇当日被正式逮捕，后关押进秦城监狱。
2008年4月11日，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与陈希同等高官不同，陈良宇一审判决后没有上诉。
陈良宇在秦城监狱的编号为“0702”，07即年份，02即当年移交至秦城监狱的重要嫌犯编号。对于高官等重要罪犯，秦城监狱实际上承担了看守所和监狱的双重职能。
今年6月份，一些香港媒体报道称，“陈良宇在狱中享用近 200平方米的大套房，每日餐费达200元”等。一时间，关于秦城监狱在押高官待遇问题的新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后，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栏目对此事做了专门报道。主持人杨锦麟引述内地媒体的报道说，其实，陈良宇是被关押在一个接近20平方米的套间里。这是秦城监狱重要犯人的单间监室，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坐式马桶等。牢门是铁皮包着的木门，门上方及厕所都有“窥孔”，供哨兵24小时监视之用。
陈良宇的房内设施只有一张距地面约一尺高的矮床，需要写材料时，看守会送进一张小学生用的单人课桌供临时使用。没有凳子，床铺就是他平日坐的地方。墙壁也经过特殊处理，以防止其自杀。
值得一提的是，像陈良宇这样的重要犯人，所住的监室基本都在第一层，室内所有永久性设施都被去掉棱角，打磨成圆形。
陈良宇的监室设有三道岗哨，有一个独立分队负责贴身看守他。除了没有自由，他可以看报纸，看内容受限的电视，还可读书、写材料。
服刑期间，陈良宇可以不着囚服。他多数时间还是穿西装，但不打领带。他平时可在有规律的生活中打发时间。比如，在每天9点到10点的单独放风时间，陈良宇一般会从监室门口开始打太极拳，打到放风地的门口再回去，或者散步。但他到哪儿，两名看守就跟到哪儿。
另据《凤凰周刊》报道称，“服刑后，陈良宇曾提出用个人的资金改善伙食，并开列所需食品，如红酒、桃仁等，但遭到拒绝。”据陈良宇的辩护律师高子程透露，他曾于今年上半年随其家属探视过陈良宇。他说，63岁的陈良宇现在两鬓斑白，但精神状态比被“双规”时要好很多。
国民党战犯的“学校”时间回溯到50多年前
秦城监狱的第一批“房客”，是国民党战犯。他们在这里接受改造，告别过去，迎接新生，书写了一段段有趣或感人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高级战犯，被集中关押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1958年10月，公安部战犯管理所组织身体强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到京郊小汤山的秦城农场参加劳动。据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文强回忆，他们到达农场后发现，一块地皮上围起了高墙，还拉着电网，里面正在盖房子。一些战犯好奇地问带队的公安干部：“这是什么地方？”得到的回答是：“这里正在修建一所‘体育学院’……这是很先进的‘体育学院’，是跟苏联人学的。”
1960年春，这些战犯又被送到了这里。他们此时才恍然大悟——所谓的“体育学院”，原来就是他们的“新家”秦城监狱。
第一批被送进秦城监狱的战犯，共有200多人，都是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要员和高级将领，包括级别在军长以上的将领、省主席以上的文官和将官以上的特务。
刚走进秦城监狱，战犯们就发现，这里的设施比功德林监狱好得多。当时，监狱大院里有4栋楼，他们被关在离大门最远的那栋里。每间牢房都很大，装着白色的玻璃，能透进明亮的光线，但从里面看不到外面；牢房内有卫生间、洗脸盆和抽水马桶，水龙头的开关是用脚踩的那种。每层楼都有淋浴设备，还配有洗衣机。
战犯们很快又发现，在秦城监狱，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比如，监规没有以前那么严了，由他们自己选出的学习组长制定有关规章制度；经常开展集体活动，只在犯错误时才被关禁闭；可以在监区内走动，参加劳动时还能到监狱外活动……甚至还有专人为军衔在少将以上的战犯洗衣服。
不过，这毕竟是一座监狱。一些战犯在外出参加劳动时发现，从牢房门口到监狱大门，要通过9个大小不同的铁门。他们因此戏称自己是“九门提督”。
犯人们的“别样”生活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秦城战犯改造纪实》一书，披露了国民党战犯和其他犯人在秦城监狱里的一些情况：
所有被押送到秦城监狱的犯人，首先要在一间小屋内接受检查，不适合带入牢房的东西，如鞋带等，都会被扣留。紧接着，他们会领到统一的黑色“制服”以及生活必需品，如毛巾、脸盆、牙具、饭碗、手纸等。随后，管理人员带着他们进入相应的监区，移交给相应的负责人……
在秦城监狱的普通监区，犯人们住的通常是集体牢房；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为30元左右，需自备饭盒；到了吃饭时间，管理人员会通过专门的送饭窗口，将饭菜送进去；每天的正餐一般是“一菜一汤”，以及用米、面、粗粮混合做成的主食。而高级战犯们大多在高级监区，住的是单人牢房；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一般为120元左右；一日三餐中的正餐，大多为两荤一素一汤,由监狱统一配送饭盒，而且是开门送饭；每周一还能得到牛奶、水果之类的补品。
每天早上7点，犯人们听到哨声后起床，晚上9点听到哨声后准时睡觉。平时，即便是在白天，他们也不能躺在床上。晚上睡觉时，普通犯人的牢房不熄灯，他们不能背对着监视窗睡觉，也不能将手放到被子里，否则就会被叫醒接受训话。此外，犯人们不能大声喧哗，也不能乱写乱画、唱歌、做鬼脸等。
秦城监狱对犯人放风的时间也有严格规定。高级犯人每周都有1－6次单独放风的机会，每次20－60分钟。牢房外的平地上，有一个个用高墙隔成的方格。放风时，一名犯人在一个方格里活动，而看守则站在高处进行监视。
在所有战犯中，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文强的改造经历，最为传奇。
文强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堂侄。他小时候是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玩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是周恩来的学生，毕业后成为骨干共产党员。但后来，他背叛革命，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名老牌特务。刚被关进功德林监狱时，文强拒绝写悔过书，并大喊：“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到秦城监狱后，眼看一批批完成改造的战犯都获得了特赦机会，文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表现越来越好。后来，他甚至当上了战犯小组的学习组长。
“文革”之前，秦城监狱有400间牢房，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文革”开始后，见一批批被迫害的“牛鬼蛇神”无处关押，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便在这里大兴土木，加建牢房。有报道称，
其间，这里一共关押了500多名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反动学术权威”，
有的人竟被关了10年之久。在这些蒙冤入狱的人当中，有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他就是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他当年主持修建了秦城监狱，在“文革”中却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关进来，遭受了9年非人折磨。出狱后，他历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等职。
1972年，秦城监狱搞刑讯逼供的事情，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他当即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有人汇报说，冯基平“在秦城监狱里表现最坏，给他戴上‘背铐’还不老实，还骂主席”。毛泽东听后皱了皱眉头：“把那玩艺(指“背铐”)给摘下来。他骂，就叫他骂嘛！”很快，秦城监狱接到了“最高指示”，冯基平这才从4年多的“背铐”中解脱出来。
江青是关押在秦城监狱里最著名的女犯了
为了看管“两案”的要犯，秦城监狱专门成立了共和国第一支“武装警察干部大队”，从全国13个省抽调了300多人。其中由22个女兵组成的独立分队，专门负责对203监区“7604”号犯人的看管、提审、押送工作(秦城监狱原来不设女看守)。“7604”就是江青在秦城监狱的编号。
原河南省武警总队的李红，是当年看守过江青的女兵之一。多年以后，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在看押江青之前，她还和其他几个女兵专门去了一趟毛主席纪念堂。1978年4月17日，李红第一次见到江青。“这位已经64岁的女犯，身材姣好，腰板笔挺，高傲冷峻。”
在秦城监狱接受预审的日子里，江青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放风时，她常常打太极拳。因为特别安排，“两案”要犯们的放风时间都不会重叠。江青不但见不到其他主犯，甚至还不知道有些人已经和她一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监狱中的江青喜怒无常。心情好时，她会在屋子里唱京戏，边唱边表演；生气时则会与看守发生直接冲突。李红仍清晰记得，有一天中午，开饭时间，江青开始使劲儿敲门，并冲李红叫喊：“饭送晚了，是凉的。”她不依不饶地抱怨：“主席尸骨未寒，你们把他唯一的亲人关起来(指毛远新)，这是对主席的不恭……把主席夫人关起来，不把我当人看，我有什么错？”
李红回忆说，当时江青已经闹了近一个小时，听到她说这句话，李红也急了：“你是主席的第几夫人？第一夫人是杨开慧！”江青大怒，骂李红：“你个小瘪三！”李红当即回敬了一句。江青扑上前，将一口唾沫吐在李红的脸上。
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25日，改判为“无期徒刑”。
关于江青在此后服刑期间的狱中生活，作家叶永烈在其著作《四人帮兴亡》一书中进行了描述：
当时江青被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20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却看不见外面……伙食要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的好一些。在狱中，她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当她从电视上见到邓小平阅兵的镜头时，不由地叹道：“想不到，邓小平的身体还这么好！”
1984年，江青患病，经检查，被诊断为喉癌。经公安部批准，她搬出原来的牢房，住进了紧靠监狱的一幢楼房。
秦城监狱有专门的医务室。平时，保健医生和护士负责治疗犯人的一般疾病，定期检查“高级犯人”的身体。在离监狱大楼不远的地方，还设有一个小小的牙医诊所。如果犯人遇到大病、疑难病，或需要动手术时，监狱就会把犯人送到指定医院——复兴医院。坐落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的复兴医院，当时是公安部的定点医院，也是秦城监狱犯人的专用医院。可以说，复兴医院的监狱病房是秦城监狱的延伸，同样设有铁门、铁窗，有看守，有监规，也实行放风制度。
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要犯们，除了没有外出等自由，其狱中生活还算是“舒坦”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林彪集团的干将邱会作获准保外就医，随老伴胡敏回到了她的老家陕西。离开秦城监狱时，邱会作对监管人员说：“对今后的生活没别的要求，但愿有暖气、洗浴等设施，治病方便。”但到陕西后，他发现缺的正是这三样。邱会作对送他的秦城监狱监管人员说：“你们带我回秦城监狱吧。”这样的要求，令当时的监管人员哭笑不得。后来，直到去世，邱会作没有离开过陕西。
1987年，江青在秦城监狱关押了10年后获保外就医。1991年5月14日凌晨，不堪病痛折磨的她，悄悄地为自己梳洗了一番，然后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自缢身亡。1986年，王洪文也获准保外就医。1992年8月3日，他在北京病亡。2001年，被判有期徒刑20年的姚文元到期释放，回到上海家中，第二年去世。“四人帮”中，只有张春桥没有出狱，于2005年4月21日病死在秦城监狱。
建国初期，秦城监狱关押的主要是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这时与其说是监狱，不如说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看守所。后来，这里逐渐演变成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的预审场所，以及对间谍、危害国家安全罪、重大案件等已决犯进行羁押的已决监。
由于关押对象特殊，秦城监狱的警戒非常严格。上世纪90年代以前，那里曾是半开放性质的。随着周边城区的发展，秦城监狱也竖起了高墙电网，成为封闭性监狱。另外，根据关押对象的需要，比如年迈、多病、生活方式特殊等，秦城监狱的医疗、住宿、伙食标准显然比普通监狱要好，体现了有针对性的人道主义待遇。
从管理体制的角度来看，秦城监狱是一种将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予以羁押的看守所与已决犯的刑罚执行相统一的监管机构一体化的场所，是在监狱内实行分管分押的一种新型态的监狱。作为一所特殊的监狱，在不同的阶段，秦城监狱发挥着怎样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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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监狱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它的变化不仅是改造罪犯的需要，更反映了我国刑事司法工作的进步和演变。
在改造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的工作中，秦城监狱充分体现了以教育改造人为中心的劳动改造罪犯理念，成功地使绝大多数战犯回归社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拥戴者和积极参与者。秦城监狱还曾组织在押人员去参观武汉长江大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苏联援建的大型项目，增加他们对新中国的认识。这一时期的改造效果非常成功，战犯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这便有了后来杜聿明将女婿杨振宁召唤回国的一段佳话。
“文革”期间，秦城监狱一度被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成为不符合法制理念的羁押场所。粉碎“四人帮”后，秦城监狱恢复了其拨乱反正、惩罚罪恶的职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腐败分子被送到这里羁押、预审、执行刑罚，秦城监狱也开始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对腐败罪犯的行刑与改造工作。它不仅对已经违法违纪的腐败分子进行监管、教育，对现任的国家公职人员，也起到重要的警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