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5年，我还在一家地方报社做摄影记者，那天我第一次拿到单位的新闻奖，出租车上的电台正在播我的稿子，紧接着一条消息就是中国‘福远渔132号’渔船遭印尼海军炮轰。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关于中国远洋渔企涉外纠纷的新闻。从那以后，“渔业纠纷”就以前所未有的高频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我有一个做水产品贸易的朋友，叫阿东。阿东去过中国大多数的渔业重镇，从他的口中，我知道了如何挑品质更好的海鲜。后来他开始对我讲述他合伙人的船队、大海的凶险和渔民们的生死传奇。海上冲突再一次吸引了我，我决心随渔船去远洋航行一趟。
起初阿东以为我只是开玩笑，让我去海边的渔家乐玩玩就好。过了一年我再次提出请求，郑重警告无效后，他答应帮我安排。
在远洋学校经过为期三个多月的培训和考试，以及先后三次体检，我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证”。
2011年12月28日，我在舟山港渔业码头登上了一艘金枪鱼捕捞船，随船远赴东太平洋。
一艘远洋渔船上，船长是驾驶台的大脑，轮机长是机舱的心脏。渔船上的两个部门——甲板部和轮机部，甲板部主要负责航行，成员包括大副、二副、船医、三副、管事、报务员、水手长、木匠、大厨、一水、二水和二厨；轮机部主要负责作业，成员包括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电机员、三管轮、机工长、铜匠、机工和机舱实习生。
这里没有女人，只有被海包围的男人。
船上小厨师只有19岁，来自四川的山区，老家很穷，没谈过恋爱，也没有姑娘愿意和这个穷小子谈恋爱。他脚上的那双皮鞋还是带他出门的甲板长送他的旧鞋。在岸上的最后一晚，他终于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在一个六百块包夜的妓女那里。
出海之前的日子，船员们整天无所事事。轮机长、大副、二副偶尔一起打牌、喝酒、聊女人。他们会说与各种各样女人的经历。在小厨师听来，这真是太奇妙了。
小厨师悄悄去找了二副，得到了一个地址和电话。电话拨通后，接电话的那个女人的声音很好听。
那条小巷他去了三次，看到那个姑娘，不像他想象中那样浓妆艳抹，而是脸色苍白，眼睛很大，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瘦弱。第四次，看到大副从楼道里走出来，小厨师莫名地有点气愤，“呸”了一口，走了。
小厨师拿到了公司发给他的第一个月的试用工资之后。他拿着钱又去了那条小巷。见到了那个姑娘，还不到一根烟的工夫，他就逃一般地出来了。姑娘刚脱了件外衣，只是抱了抱，小厨师一下就不行了，怎么回事都不知道。那天，姑娘没收他的钱，只是叫他下次再去。
小厨师以此断定，那姑娘是个好人。
之后的二十多天，小厨师每天都会去小巷的那幢楼里。聊会儿天或者请姑娘到外面吃饭。有时，他还会送点船上的鱼干去。不去小巷的晚上，他会打很长时间的电话。
船员们出海之前住的船员舱里，小厨师又遇上大副和其他几个船员。喝完酒，大副又畅谈自己在床上是多么会来事，再一次提到那个小巷里的姑娘。
小厨师气得发抖，他跑到厨房，向正要给他们端去的菜里狠狠啐了几口。酒局还没结束，小厨师就直奔小巷而去。那晚他没回借宿的出租房，回来的时候，他的胸口多了一个“丘比特”的文身。
没过几天，大副气呼呼地跑来说：“他妈的，那女人不干了。”
渔船出发的那一天早上，在船长无数个电话的催促下，小厨师才提着裤子，一路小跑出现在码头。他一跳上甲板，船就开了。
二
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呼啸的海风夹杂在马达轰鸣的巨大噪音中，海浪一声声打在甲板、船身甚至船顶上，海水倾泄而下，扑向船员，冲进房间。遇上恶劣的天气，一个浪打过来盖过驾驶台，整艘船会忽然像一艘潜水艇。一旦操作不当，船体就会被台风卷入。有的船的钢质桅杆被浪直接打断，舷墙甚至会被巨浪整个掀掉。
办完海员证后，我打算为自己投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这才知道远洋海员在保险条例中属于第六类职业，因为高危的性质，保险公司不接受个人投保，只有远洋公司可以为整条船投保。
离港第四天，小厨师艰难地撑起身体，目光呆滞地晃着脑袋。床头挂着一个空的塑料袋，他已经把胃都吐空了，只剩下干呕。船长用他的航海经验告诉新手们：毅力是克服晕船的唯一良药。吃了东西，吐了，那就再吃……如果你一直躺着，就只会一直晕下去。
日夜不停的海浪让每一秒都变得异常艰难。船体的左右摇晃不易导致晕船，但纵摇、垂荡和混摇的体验真的生不如死。纵摇和垂荡相当于一刻不停地玩跳楼机或蹦极，而混摇则把人变成了赌场中的一粒骰子。加上机舱里轮机不间断的嗡嗡噪声，所有船员到了海上都会晕船，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也不例外，只是程度因人而异。
海上的食物也从未丰饶过。捕上来的鱼在连吃了一个星期之后，变成了胃口的负担。即便在冷库中，大多数的绿叶蔬菜很快就烂了，相对易于储存的只有土豆和洋葱。想象中富饶的大海其实和荒漠无异。船上储存的淡水用完后，就用造水机制造蒸馏水。由于不含任何人体需要的矿物质，时间一长，船员们开始掉头发。
好不容易习惯了风暴，如厕又成了新问题。起初，我每每觉得肚子胀，一进厕所，船一晃，蹲都蹲不踏实，立刻便意全无。出了日本海域，风浪逐渐小了些，我慢慢明白，上厕所要选风平浪静的日子。
船员里边，来自四川山区的杨光自小被奶奶领养，他16岁当兵，是团里的“枪王”。因为是左撇子，杨光习惯用左眼瞄三点一线，用左手手指扣动扳机。当时连长一直想把这个“枪王”留下来，无奈他那张初中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和本人不符。19岁退伍，杨光成了一名船员。
一天凌晨，快到作业结束，拉鱼的主线突然绷断了，像鞭子一样反抽回来，一下打在正在做主操作手的杨光的左眼上。杨光眼前一黑，随即捂着左眼蹲地不起。
如果患了小病，船员就像点菜一样知道自己该拿什么药吃；可如果突发严重疾病，只能通过无线电通讯请求医疗援助，医疗援助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即使医生的远程诊断正确，船上的药品也未必齐全。一旦面临手术，大多数渔船上都没有吗啡或杜冷丁，拿到海员证的船员们都学过急救和医护，可临床经验一片空白。
过了很久，船长慢慢拉开杨光的手，他的眼睛异常红肿。当晚，船长给了他一支眼药水和头孢之类的抗生素。这是远洋船上生病后唯一的治疗方式，船员没有生命危险，正在作业的船是不会回港口的。因为来回一趟的油费就高达几十万，没有人能承担得起。
远洋渔船上没有替补人员。所以不管是谁，即便感冒发烧、晕船、失眠、吃不下饭这几种情况同时发生，也得照样工作。
一天早上醒来，庄军突然觉得自己的右脸开始麻木，脸部肌肉也不受控制了，口水莫名地流出来，船长面瘫了。
由于长期抽烟喝酒、风吹日晒、睡眠质量差，这个病在海员中常常出现。庄军跑船那么多年，早就在其他船员那儿看到过先例，但这是他第一次以船长的身份出海，却也是最后一次。
“到时候要上岸了。”庄军对自己说。
三
老孙是船长唯一特别向我介绍过的人。他叫孙祖洋，大家都叫他老孙，天津人，47岁，198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工系。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尴尬地在找拴裤子的绳子。一条裤腿已撕开了一道口子，张着大嘴，露着一段白花花的肉。他慌慌张张地从舱位里爬出来，一手提着裤腰，一手在衣服上擦了擦，和我握手。他的手掌不像拿笔的读书人，粗糙且厚实。
远洋船上的普通船工并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这份工作高危且艰辛，离岸时间又长，而且一年的收入也就6万上下——那还是2012年的行情，往往只有来自偏远山区的人才会选择这个工作，老孙算是一个异类。
在驾驶室里值班的后半夜，老孙和我聊了很久。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一家工厂里当了工人，在流水线上一干就是十年。后来工厂倒闭了，老孙早已与社会脱节，他连电脑都不会用，但他得养家。
十二年来，老孙完全成了远洋船上干体力活的机器。我有时觉得老孙确实有点傻。老孙说：“我不傻，我只想把孩子养大。在船上，傻也是生存之道，至少不会树敌。”
新闻里有过有关“太平洋大逃杀”事件的报道，“鲁荣渔2682号”渔船载33名船员出海，11名生存船员将22名同伴杀害。类似的事，老孙也说起过。
一群船员在甲板上干活，有人在收线，有人在用刀杀鱼，有人在送箱子。突然，那个杀鱼的船员举刀朝对面的同伴捅过去，被捅的同伴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已经倒地不省人事，旁边的人全傻了。等有人反应过来要去夺刀时，带血的长刀就到了眼前，“咔”的一声，一条胳膊直接掉在了甲板上。
船长在驾驶舱里目睹了整个过程，他赶紧把驾驶舱锁起来，然后通过高音喇叭大喊：“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接着，从前甲板到后舱，一个人举着刀，追着一群人跑。那期渔船归航时，在冷冻舱里和鱼一起运回来的还有三具尸体。
人在远洋船上待的时间长了，孤独、寂寞，再加上高强度的劳动，会出现幻觉。有的船员会莫名其妙地跳海，或者突然失踪。
“时间过得特别慢，每天都在熬。”老孙喝几口酒后，又小心把酒放好。他要留着慢慢喝，日子还长着呢。
从舟山港出发时，我们的船和其他三艘船组成船队，在雷达中互相能看到。但到达渔场开始作业后，其他船在雷达中消失了。船长解释，作业时船与船不能靠得太近，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其他船都在附近。而“附近”至少也是一到两天的航程。
2014年1月27日，轮机长黄吉宏死在了航行的渔船上，没有撑到他航海生涯最后一个航程的归期。
甲板长张方义用做床板剩下的一些零散木料为他钉了一口简易棺材，然后将遗体存放在一间冷冻舱里。船长用卫星电话向公司报告轮机长的死讯。公司回复了四个字：斐济靠港。
每天黄昏前，甲板长张方义都会带上两个人，端一碗饭，打开冷冻舱门，在黄吉宏的遗体边坐一会儿。
三天后就是除夕夜，大家计算好时差，准备给各自的家里打电话。卫星电话是船员和岸上家人联系的唯一通信工具，但电话费贵得惊人，6秒为一个计费单位，折合人民币约90元，平时船员舍不得打。
大家要求船长把船开到一个信号比较稳定的位置，停下来。小厨师今天特意为大家加了三个菜，但谁也没把太多心思放在饭菜上。
大家草草扒了几口饭，开始排队打电话。拨号之前，每个人都已经先打好腹稿，就像拟电报似的，字斟句酌——主要是为了长话短说，精简字数；电话一通，大家立刻以发电报的节奏、开机关枪的速度把话讲完。即便这样，一个电话打完，几百块钱唰唰唰地就没了。
挂了电话，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同。有人边笑边讨论家里孩子的趣事；也有人抿着嘴回味妻子的爱语；有人接到家里出事的消息，蹲在角落闷着头吸烟。只有一个人为躺在冷冻舱里的轮机长默默流泪，趁人不注意又迅速擦掉。
船舱里的年，就这么过去了。
四
我曾经问船长：“远洋渔船出航为什么不能有女人？仅仅是因为风俗里认为不吉利吗？”“没女人都要打架，有女人上船，那还不得杀人啊？！”他答得干脆。
船上没有女人，但在10000海里外的太平洋，我依然无时无刻地感觉到了她们的存在。在DVD碟机里、在手机相册里、在卫星电话里、在杂志的夹缝里、在船员们的话语里、在他们的脑海里。
船员聊天时，有些人聊着聊着就会一转身就掏出家伙来撒尿，平常也会一丝不挂地在甲板上用海水冲澡，肆无忌惮地谈论性事。
十几人的水手舱里，碟机里的爱情动作片24小时循环播放。船员的舱位是一人一格，舱位前有一条帘子可以拉上，有时帘子也不拉。动作片里的女主角一阵哼叫后，卫生纸就会堂而皇之地从帘子里头扔出来。在这个不到200平方米的甲板上，赤裸相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简单到犹如动物。
“你把手洗洗啊！”在船上，小厨师每次去做饭前，我都要提醒他。
轮机长的手机里一直有个相册，那里存着他们三口之家的合影。新婚一个月后，第一次远航，他的行李是妻子帮着整理的。起航后，轮机长慢慢归置物品时，在行李包的角落里发现一盒避孕套。
回来时，他原封不动把那盒避孕套悄悄塞还给妻子，妻子脸一红转身笑了。后来他问过妻子，为什么要给他准备这个。妻子说：“有什么办法呀，那么长时间呢，只能希望你别把病带回来呀。”
我和小厨师一起在远洋上漂了近两个月。一天夜里，小厨师悄悄告诉我，那姑娘叫小兰，他答应她，先去找公司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给她作生活费，以后赚了钱全给她；她去找别的工作，等两年后回来就嫁给他。
长时间在海上作业，很难与家人取得联系。卫星电话实在太贵了，船员们一般都不打。小厨师也只有在国外港口偶尔修船或者补充物资时，才能给小兰打个电话。
还不到一年，电话就打不通了。小厨师从太平洋上回来后，他给我发短信说：我找不到小兰了，我想去她老家看看。
杨光转上了运输船提前回国，在舟山第一次见到医生，已经是杨光受伤后的第八十一天。医生告诉他，晶体严重受损，已无法恢复视力。公司给了他一笔补偿款，让他回家。
刚过完正月，黄吉宏的女儿黄艳来到斐济，从码头上接回了父亲的遗体。
对于黄吉宏的过世，妻子一直自责不已。她早就想让丈夫结束远洋生活了，毕竟年过50岁，但拗不过黄吉宏 “跑完这趟就结束” 的坚持。这趟航程还有一个月就要结束，可黄吉宏却突然走了。
女儿黄艳宽慰母亲：“父亲属于大海。”
黄吉宏出殡后，送走了客人，黄艳翻开相册，在一张父亲抱着玩具猪坐在阳台上的照片前，她停留了很久。黄艳说，她喜欢的东西父亲都喜欢。黄吉宏在家时，女儿做什么，他都愿意跟着，逛街、吃肯德基、看韩剧……他烟瘾很大，一天三包的量，但在女儿面前从来都不抽烟，瘾来时就躲到阳台抽。
这位跑了三十多年远洋船的轮机长曾无数次和我提起一件事：89岁的岳父岳母至今还在一个海岛上住着，出海前都没来得及去看看他们。
他说：“再回来就要两年后了，对于89岁的老人来说，两年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再看到了。”而今老人还在，他却走了。
我没有跟完全程，在中途补给的时候提前上了岸，替29号渔船上的船员们捎回几封家书。他们提出要我把在海上给他们拍的照片洗出来，所有人挑选照片的要求很简单：“不要选那些看起来太危险太辛苦的，要选我笑眯眯的照片，要笑的……对，要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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