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 GDP 达到一万美元时都发生了什么？我们看了 10 个地方的 33 个瞬间

2019 年 1 月 21 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上一年 GDP 数字，算下来人均 9500 美元，并且预期 2019 年增长率 6.3%。

虽然在达沃斯上，这个数字又被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调整到了 6%，但依然可以保证中国人均 GDP 在建国 70 周年的 2019 年超过 10000 美元。

从 1970 年开始，人均 GDP 的槛经常被提起，一开始是 3000 美元，后来韩国、台湾超过 5000 美元，现在中国把目标定在了 10000 美元。

这里受通货膨胀影响。其实按今天的币值计算，这个门槛都在 10000 美元左右。到现在，全球的人均 GDP 都超过了 10000 美元。

第一个跨过这道坎的是 1913 年的美国，很容易理解。只是当时还没什么人关心 GDP 和人均 10000 美元。

之后是欧洲国家，多在二战之后；到 1980 年代轮到东亚，借助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转移，当地生产形成了 GDP，拿了工资的工人们增加消费，又有了新的 GDP。

有时候这个数字能说明一些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人均 GDP 超过 10000 美元时社会形态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

但它也有局限。GDP 代表的是​​一个地区整个经济产出总和。但这些庞大的数字只代表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所有产成品的价值。它无法体现收入分配差异。两个国家的人均 GDP 可能相似，但因为分配方式的不同，实际收入可能差距甚大。

《好奇心日报》挑选了 10 个国家和地区，它们分处不同地域，在过去一个世纪的不同时期迈进了人均 10000 美元。它们的意识形态各不相同，提高经济产出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各国 GDP 数值来自世界银行和经济史学家 Angus Maddison 的统计数据，再加以通胀换算。

我们看了这些地区到达 10000 美元前后所发生的事，方方面面、大大小小。对于身处期间的人来说，跃过一个数字并没什么可见的影响。工作在继续、生活在继续、问题也在继续。

美国，1913

美国第一次人均 GDP 达到 10000 美元发生在 1913 年，有理由相信，若非一战在次年爆发，美国于 1917 年参战，这条曲线会一直上扬。

纽约的影响力虽不及现在，但已势如破竹。《纽约时报》记者 Holland Cotter 形容它“沸腾”、“狂热”。华尔街对伦敦国际股票市场的撼动已然显现，此后两地会展开长达 100 年对全球资本的争夺。在第五大道，有约 10000 名女性上街游行，争取投票权。这是喧嚣的另一面。

1. 填字游戏印上报纸

大部分时候，这个国家的人们生活平稳，懂得如何找点乐子。这个圣诞假期，在街头买一份《纽约世纪报》，会发现一种新鲜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填字游戏。这大约是填字游戏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

几年之后，这种“练脑子”的游戏才变得流行起来。在它的鼎盛时期，每周有 5000 万美国人都在玩，不分年龄、职业。后来，填字游戏成为报纸的标配。《纽约时报》是在 1942 年开始在周日版增设填字游戏的，栏目编辑会根据星期调整难易程度。

最难熬的周一，谜题会是一周中最容易的版本。

2. 梅西的橱窗

或者在一家百货店门口驻足，也挺有意思。十多年前，纽约的梅西百货就破天荒地在圣诞季装点了橱窗，到了 1910 年代，梅西百货把门店开到了纽约之外，还登上了纽交所，去梅西百货看橱窗陈列成了人们（特别是女人和孩子）在假日的例行节目。

1913 年也不例外。站在橱窗前，人们也许根本不会想起，梅西百货的老板伊西多·斯特劳斯和妻子艾达·斯特劳斯在一年前遇难。一年前，这个国家准备好了迎接更多顶尖的世界富豪，和希望在这里寻求新生的打工移民，但最终留下一道阴影。开往纽约的泰坦尼克号在 1912 年 4 月 10 日起航，途中撞上冰山，有 1514 人遇难。

消费主义的气氛浓厚，历史学家们认为其标志之一是另一家零售公司西尔斯百货早年提出的口号“百万富翁级的商品，百万人付得起的价格”（“goods for the millionaire，at prices in reach of the millions”）。通过邮购手册，西尔斯把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创造了标准化的美国消费，也涵括了农村的消费者。

和后来的郊区化不同，这一时期美国人口的流动是朝向城市的，通过百货公司的邮购手册，德国学者 Lofgren 指出“孤立的村庄和个人以一种非常紧密的方式与新兴城市连接在一起，这种现代化过程也让整个国家成为一体”。在 1913 年，美国人均 GDP 超过 10000 美元的这一年，西尔斯的销售额早就超过了 1000 万美元。

3. 可口可乐女孩

可口可乐公司在 1888 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张免费兑换券 coupon。免费作为一种促销手段最终还是为了让你花更多的钱。到了1913 年，可口可乐累积兑换了 850 张优惠券。他们还找来了艺术家 Hamilton King，在日历和餐盘上绘制插画。

Hamilton King 的作品是一位类似《窈窕淑女》中奥黛丽·赫本扮相的“可口可乐女孩”，搂着新购入的一堆物件，小巧的手袋垂挂下来。可真是巧了，电影《窈窕淑女》是根据萧伯纳的剧本《卖花女》(Pygmalion) 改编的，这出舞台剧剧本在 1912 年写成，1913 年在维也纳首次公演，1914 年 3 月来到纽约。尽管这位英国作家笑话美国人“100 个人当中 99 个是傻瓜”，但他的戏剧却在美国最早受到欢迎。

4. 啊，立体主义，真让人恐惧！

欧洲的艺术是新潮的、高级的，美国人趋之若鹜。在 1913 年，他们为一场名为“当代艺术国际展”准备了最大的热情，排起长队，但踏入立体主义的展厅后便目瞪口呆。

1913 年 2 月 17 日，纽约曼哈顿的第 69 团军械库接待了上万人，有 300 多位来自欧洲和美洲艺术家的 1000 多件作品正在展出，包括巴勃罗·毕加索、康斯坦丁·布朗库西、保罗·高更、马歇尔·杜尚、亨利·马蒂斯。

最终，一位艺术鉴赏家对《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 Harriet Monroe 说：“它让我对世界感到恐惧。这个时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会把这样的东西放进美术馆，还称之为艺术。精神病医生真该好好研究下这些人的大脑，这些帆布——我没法儿称它们为‘画’，应该挂在精神病院的收藏室里。”

这些“帆布”随后被运往芝加哥和波士顿，估计参观者有 15 万人。

美国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在《从黎明到衰落》里提到了这次艺术展，他说，前总统罗斯福为该画展写了一篇评论，前几段写得极为礼貌客气，之后下结论说最新的一派画家是“狂热分子”。雅克·巴尔赞还指出立体主义席卷欧洲、后又在美国流行，“与平民主义的浪潮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消除可辨认的东西，特别是在立体派肖像画中消除人脸，意味着新出现的大众淹没了个人。

“当然个人依然存在，但默默无闻，是成千上万类似的原子中的一个。现在几百万人个个都十分重要，但在地位和习惯方面又无从区分。”

5. 好莱坞诞生了

要满足几百万个重要的人，让他们都心满意足，稳妥保守的标准化消费、娱乐日渐形成。好莱坞当然功不可没。

在 1913 年之前，无声电影的制作中心还在纽约，但那两年电影制作公司和投资商都跑去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来躲避托马斯·爱迪生的电影制作工艺专利费。大制片厂环球在 1912 年成立，派拉蒙成立于 1914 年，20 世纪福斯则在 1915 年。

6. 高一点儿，再高一点儿

一位叫 Frank Woolworth 的商人改变了纽约的天际线。1913 年，在百老汇 233 号拔地而起一座 241 米的 60 层建筑。Frank Woolworth 靠卖便宜货的十美分店 “Five-and-Dimes” 发了家，打算把公司的新总部搬到这里。

被委任的建筑师 Cass Gilbert 后来成为了一位摩登大楼爱好者，但最初 Cass Gilbert 只是打算为 Woolworth 公司设计一栋标准的 12-16 层的商务大楼。Frank Woolworth 认为这不够，他希望能超过边上的纽约世界大楼，20 层，高 110 米。此后，几易其稿，大楼越来越高，从 170 米的 40 层建筑变成 45 层，和盛佳大厦(singer Building) 等高，又改成 190 米，超过盛佳大厦 2.4 米。在向公众公布最终设计稿时，图纸上的大楼有 45 层，高 191 米。

4 月，伍尔沃斯大楼最终建成，已经接近 210 米，终于成为整个纽约市最高的建筑，也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建筑。

7. 提高效率，商人的天职

卡尔·费舍尔（Carl Fisher）是一位早期的汽车制造商，计划从纽约的时报广场起，修一条水泥公路，到旧金山的林肯公园。铁路线已布满全国，1916 年的路网长度有 254251 英里。但整个美国尚未有一条长距离的公路。汽车制造商们首先意识到了公路的重要。汽车在平整水泥公路上的表现比在泥地里好得多。费舍尔希望找几位同行，筹资修筑铁路。这对汽车的销量也有好处。

亨利·福特，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汽车制造商，对这项提议并不买账。他认为修路这件事应该由政府来做。

亨利·福特了解什么是政府的责任，什么是商人的天职。他在 1908 年生产出 T 型车，将其定位成“人人都应该拥有”的消费品。

1909 年，他在《纽约时报》撰文解释福特采用了什么系统，如何可能在“低价位的车中纳入高价位的品质”，提供了七点答案，其中包括大量采购、大量生产，减少配件的数量，提高销售效率和节省成本。福特公司还花了 25 万美元配置了新的生产机器，从毛坯铸件到组装式的距离缩短了 1/10，人力减少了 1/3。

不过福特公司要实现真正现代化的生产要等到 1913 年。福特说，他在芝加哥的屠宰场见一头牛先是被电击，再放血、开膛破腹、分割……这些过程由不同的人依次完成。受此启发，福特于 1913 开发出了全世界第一条流水线。

英国，1933

1933 年的英国还是帝国，一位国王统治着超过 5 亿子民和地球上大约 25% 的人居土地。

但对于英伦三岛上的 4600 万人，人均 GDP 10000 美元完全不是什么轻松的时候，她还没完全从全球大萧条走出来。1933 年英国失业率达到 22.8%，以至于没什么人关心丘吉尔关于纳粹德国的警告。

8. 伦敦地铁线路出新版，其它城市也都照着画

1933 年对伦敦人生活影响最大的事是伦敦统一公共交通。整个城市的所有地铁、轻轨、巴士被统一在一起，由伦敦乘客运输委员会（LPTB）管理。同时测绘师哈利·贝克（Harry Beck）绘制的伦敦地铁线路图开始使用。

1860 年代开始建立的交通网络已经过于复杂，每站间距从 200 米到 60 公里不等。当时按照等比例绘制的地铁图过于复杂，很难找到换乘位置。

贝克将地铁线路做成拓扑地图，虽然路线位置不符合实际比例，但依然保留站与站之间的前后关系、各线之间的交叉点，如何换乘一目了然。

1908 年伦敦地铁线路图

1933 年伦敦地铁线路图

新地铁线路图大受欢迎，75 万张在不到一个月就被抢空，它的设计之后被各国城市效仿。

不过就像当时英国经常发生的那样，新地图成了贝克上级的作品，直到 1997 年的伦敦地铁线路图才加上他的名字。

9. 有电了

英国工程师 Hector MacLean 回忆说，1930 年代家里第一次装上电灯，父母第一反应是“看那灰有多少，我们得重新上漆了”。

到 1920 年代，电动吸尘器、洗衣机、电热炉都已经出现。但全球只有在美国，普通人才能用得起电——到 1925 年，一半美国家庭用上了电。

英国只有 6%。当时英国没有成规模的电力公司，5 个灯泡一天就要烧掉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而 1933 年有快 1/4 的英国人连工作都没着落。保守党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在 1926 年推行供电法案，在英国建立国家电网，连接 122 座发电站。

经过五年的建设，英国国家电网在 1933 年 9 月完工，没有超支而且提前完工。6400 公里长的线缆架了起来，连接起英国各地 122 座发电站。到 1938 年，已经有 900 万户英国家庭用上了电。
丹麦，1946

10. 乐高改做塑料玩具

对丹麦人 Godtfred Christiansen 一家子来说，1940 年代初的生活还真是糟糕。他的国家被德国占领，既定的赴德学习计划因此搁置，留在丹麦继续给家族生意帮忙，担任一家木制玩具厂的经理。

但是 1942 年的一场大火把工厂烧得干干净净。Godtfred Christiansen 对这场景不会陌生。1924 年他跟弟弟趁父母午睡时对着胶水放火，没几下功夫，家里的宅子和玩具作坊就被烧成平地。

好在经营数年的工厂盈余颇丰，很快完成了重建并投产。四年后，也就是 1946 年，Godtfred Christiansen 从公司收入里拿了 6% 买回一台丹麦玩具用塑料注塑机，并首次将塑料玩具纳入家族生意的产品线。

三年后，Godtfred Christiansen 做出了一种可以互相拼插、表面有圆形凸点的塑料积木，也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乐高积木。
德国，1959

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在 1949 年成为联邦德国（西德）的经济劳动部长。从纳粹时代延续到战后的商品限价、配给制和重税都被取消。人们重新有了多劳多得的动力。

随后十年德国的经济极速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到 1959 年，德国人均 GDP 首次超过 10000 美元（以 2018 年币值计算），出口商品首次超过英国、达到法国两倍。

11.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在西柏林举办

1959 年 8 月 2 日，德国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在西柏林举行。

西柏林绝缘于德国的各种赛事。这座完全被东德包围的城市进出要靠飞机，当地赛队没钱频繁飞去西边参加比赛，更多是组织赛事邀请各国运动员参加。

此时距离赫鲁晓夫要求英美法从西柏林撤军的最后通牒日期已经不到两个月时间。美国政府正准备从西柏林乃至整个西德撤出妇孺，向苏联人展示自己保护柏林的决心。西德人看上去并不担心。

“没有迹象表明任何德国人因此取消休假计划”是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在波恩的观察。

那场比赛最闪光的是法拉利。前三名都是法拉利车队车手：英国车手 Tony Brooks、美国车手 Dan Gurney 和 Phil Hill 分获前三，都开着法拉利 Dino 246。Brooks 最快一圈开到 150 英里每小时，这是他最后一次拿 F1 冠军。

车祸不可避免，尤其在 AVUS 赛道。比赛前夕，著名法国赛车手 Jean Behra 死在该赛道的另一场比赛中。大奖赛参赛的 15 辆车，只有 6 辆开完 60 圈到达终点——之后就再也没有 F1 在这条赛道举办，它后来成为德国 115 号联邦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德国人热爱赛车，也将整个国家的高速公路变成赛道。

随着一年 50 万辆车在西德上路，车祸也随之变得频繁。1959 年 9 月，西德一个月里有 80000 起车祸，造成 50000 人受伤、1380 人死亡。那一年在西德，平均每天有 40 人死于车祸。同期美国每天 99 人死于车祸，但美国人口是西德三倍以上。

科隆安全协会鼓励开车不到半年的司机挂上特殊车牌，上面有一个巨大的 L，写着“You never stop learning”。联邦德国国防部也开始干预，将高速公路（Autobahns）限速到 50 英里每小时（80 公里每小时）。

不过德国人更多时间还是花在工作上。西德官方规定工作时间是每周 48 小时，但实际时间会更长。当被问及德国人为何工作如此拼命，一位德国银行家抱怨说现在人们赖到早上快 8 点才开始工作。当地一位工会组织者则自嘲说：“这是一种全国性的疾病。其他人为了生计而工作，我们德国人以工作为生。”

那年关于德国汽车还有两件大事。一个是 Think Small 广告打了出来，在美国带火了大众甲壳虫、塑造了广告狂人时代，并在 38 年后启发了另一句著名广告语。另一个是巴伐利亚发动机厂被匡特家族控股，筹备造车——也就是后来的宝马 3。

12. 《铁皮鼓》出版，唤醒了很多德国人想忘记的记忆

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的《铁皮鼓》现在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1999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他，称他“以嬉戏中蕴含悲剧色彩的语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

格拉斯塑造的世界里，侏儒奥斯卡暗中观察着成人世界。他和纳粹一起诞生，入学赶上希特勒掌权、去法国赶上诺曼底登陆、回家乡但泽赶上红军占领。格拉斯写的不是一个虚构人物，而是 20 世纪。

但 1959 年 10 月 6 日《铁皮鼓》刚出版的时候，德国人并不是很乐意谈论那场战争和它的影响。

那年一个德国电视台走访中学发现，15 - 17 岁学生中，十个有九个对战争期间发生的事知之甚少，流行观点包括“希特勒救活了德国，解决了失业问题、创造了高速公路”“人们逐渐意识到，纳粹做的事也没那么坏”，学生对大屠杀遇难者的数量估计都在 30000 人以内，约为实际数字的 1/200。

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称：“当大部分德国人都患上了集体失忆时，格拉斯成了一位严肃作家。那些德国人把刚刚成为过去的从前忘掉，就可以专心去扩大经济奇迹了。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把战后早期的失忆炸开了一个洞。一些评论家被他那狂野、粗俗、尖锐的文字刺痛了，说他的小说淫秽。实际上，真正淫秽的是谨小慎微的逃避、委婉的说法和故意的遗忘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气氛。”

13. Dieter Rams 设计了两个产品

1959 年，27 岁的德国设计师 Dieter Rams 设计了两个产品，给两个不同的公司。

一个是在他任职四年，不久后将成为首席设计的博朗公司，产品是 TP1 便携式收音机。自然而不多余，Rams 之后经典设计的影子都在上面出现。

另一个是在新公司 Vitsoe。那年 Rams 结识了丹麦家具商 Niels Vitsoe 和德国设计师 Otto Zapf。在征得博朗同意后，Rams 为 Vitsoe 设计了 606 万用置物架系统。

之后 Rams 在这两个公司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退休。之后他提出的十条好设计原则影响了几代设计师，从硬件到软件：

好设计是创新的
好设计是实用的
好设计是符合美学的
好设计是易懂的
好设计是谦虚的
好设计是诚实的
好设计是历久弥新的
好设计是精致到每个细节的
好设计是关注周遭环境的
好设计是尽可能少的设计

沙特，1961

14. 第一座民用航站楼建成

1961 年 9 月，位于沙特塔罗特湾畔的达兰空港（Dhahran Air Field）的民用航站楼落成启用，它也由此变成了达兰国际机场（Dhahr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作为沙特全国第一座机场，达兰空港最初是作为美军空军基地的存在，但由于沙特对帝国主义的担忧，这座机场自 1946 年完工开始，一直以空港（Air Field）而非空军基地（AirForce Base）命名。

尽管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在沙特飞行不是个容易事 —— 夏季高温降低发动机效率、沙尘暴使飞行员不得不将飞机维持在 1.4 万英尺的高度，才能看见蓝天 —— 但是 1950 年代之后，沙特民航需求缓慢而稳健地增长，服务区域覆盖伊斯坦布尔、卡拉奇、安曼、科威特、苏丹港等地区。除了载旗航空沙特航空，该国国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当时也经营航空公司。

如果没有航空运输，沙特国内通行只能依靠陆路交通，从沙特人居住地到海湾油田开车要 12-14 小时，遇到沙尘暴封路，耗时更长。由于航线的扩张，沙特筹划、改善本国的民航设施。由租用达兰空港的美国提供资金。

设计了原纽约世贸双子塔的日本建筑师山崎稔负责达兰机场航站楼项目。山崎稔融合了传统伊斯兰和现代设计，这在当时十份超前，以至于美方工程总监埃默森·赫斯那少将称其“即使对迪士尼乐园来说也太富有想象力了”。但是沙特国王喜欢这种设计，项目得以继续推进，并在 1961 年启用。沙特航空业向美国订购了两家波音 720 喷气式飞机，成为中东地区第一家运营喷气式客机的航空公司。

就在航站楼落成的前一年，沙特作为创始成员加入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即“欧佩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几项财政协议，并推出旨在改善本国经济的五年计划。它更需要这样一座配备移民局的航站楼处理日益繁重的民航事务。

15. 财政压力下，沙特改革

首任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治下的沙特，王室特权阶级实际上并未建立：他的第一座宫殿跟农民住所用一样的晒干泥砖；和牧民相互直呼其名。

当他的儿子沙特（Saud） 1953 年接任国王以后，挥霍无度导致国家财政亏空。在年入 3 亿美元石油收入的情况下，本币里亚尔在 1958 年贬值近 80% 以上。为了阻止批评浪潮，当时在海外留学的沙特王室和精英阶层被禁止主修法学、政治学或相关领域。

沙特对外事务也变得紧张起来。由于法国和英国出兵沙特的盟友埃及，沙特选择与前者断交。爱立信公司中东销售经理 Olof Höstbeck 回忆 1961 年到访沙特时的经历道，“在这个国家很难工作。当时，他们几乎不允许西方人进入。”

但因为沙特财政不得不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一些改革也逐渐在 1961 年之后开始。例如沙特女性从那年开始被允许接受教育，政府实施女童学校和学院计划。在新国王费萨尔的主导下，修路、铺设电话网络等基建项目也在评估中。爱立信派代表团去中东就是为了自动电话网络项目。这位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的国王，还试图通过普及公共教育，淡化宗教对沙特人思想的影响。也是在那个年代，沙特首次立法确保向 60 岁以上人士、失去劳动力的人、孤儿和妇女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
日本，1962

在经过一次失利后，1959 年，日本的东京终于击败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奥地利的维也纳、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美国底特律，获得 1964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这是第一次由亚洲国家举办奥运会。

1961 年，股市创下了 13 日最长的连涨走势纪录，直到 2017 年 10 月 20 日，纪录才被打破。1954 年到 1961 年，股市从 314 点涨到 1829 点，但随后开始下跌。

不过“岩户景气”余温犹在。汽车、电视机、微波炉、洗碗机的大规模生产确实改变了生活。

16. 333 米高的东京塔还不够

1962 年是日本举办世界级活动的准备期。四年前， 333 米高的东京塔建成，比埃菲尔铁塔还要高出 8.6 米，人们都说这座用来发送无线电波的铁塔展示了日本战后的复兴。

这还不够。1958 年，日本政府决定兴建“东海道新干线”，连接东京和大阪，1970 年世界博览会将在大阪举行。 1964 年东京奥运会开始前的第九天，东海岛新干线正式开通运营，这是全世界第一个投入商业运营的高速铁路系统。210km/h 的时速是 1963 年世界的最高水准，人们称之为“梦幻超级特快列车”。( 2017 年 9 月京沪高铁的时速为 350km/h。）

这当然不只给来观看赛事的游客使用的，等到奥运会一结束，它将成为日本人平常的交通工具。

丹下健三设计的奥运会场馆国立代代木竞技场此时已建造了一年，等到完工后，这一片就会出现一座形似贝类生物的神奇建筑。建筑师们正在讨论西方现代主义和日本民族特征的关系。丹下健三认为，冲突消失了，“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对立也不复存在”。

17. 消费文明的十大性格

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周二在 1960 年代初提炼出了消费文明的十大性格：

用完即丢——如一百日元打火机或一百日元的时钟等。
夸张使用——较大颗的方糖、轻压即大量喷射的喷雾容器等。
鼓励赠礼——情人节大拍卖、父亲节大拍卖等。
鼓励收集——洋酒瓶或大全集画刊等。
配件产品——照相机的外拍皮套等。
制造入门机会——读书周或蛀牙防治日等。
单一功用化——专用维他命、一周七日换穿内裤等。
副用品化——第二个家或第二台车等。
备用品化——备胎或灯泡等消耗品，或是摄影底片等可囤积之商品。
旧款式化——就算还能用，也要让消费者认为太旧了。

18. 丰田造出自己的“大众车”

1960 年代前后，丰田陆续组建了美国销售公司并在巴西开设第一座海外工厂，扩建了本土工厂。

当它 1961 年宣布希望能像大众汽车一样让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车时，真的发布了自己的“大众车”，丰田 Publica。第一辆车于 1961 年 3 月在日本元町工厂下线。

发布后不到一年，Publica 每月销售量超过 2000 台。1960 年代也成了丰田销量暴涨的十年，相继完成本国生产第 100 万辆车以及累计出口 100 万辆车的两个里程碑。1961 年，丰田在名古屋证券交易所上市。

19. 电视取代了神龛

神龛佛坛本来的位置被电视机取代——出生于 1944 年的日本摄影师藤原新也在《东京漂流》里这么描绘当时的日本家庭：“过去家家户户的中心，都被一股近乎死亡气息的沉默支配着。有一天，这股沉默突然逆转成为一种无中生有而锣鼓震天的喧嚣。”

他说得没错，在一些影像资料里，还能见到人们蜷坐于榻榻米看电视，神龛大约刚刚搬下，歪斜地摆在榻榻米上。日本家庭的电视及保有量增长很快，1958 年大约在 198 万台，到了 1962 年已经超过 1022 万台。

漫画家手冢治虫此时感到倦怠。一年前他成立了“手冢治虫制作动画部”，还在继续画着《铁臂阿童木》。《铁臂阿童木》从 1952 年开始在《少年》漫画杂志上连载，是手冢治虫第一部长片连载的作品，主人公阿童木是出生于 2003 年 4 月 7 日的仿生少年。“开头两三年，我是真的画得很开心”，但如今“完全是惰性的产物了”，“是为了金钱与声誉所绘的作品”。

尽管手冢治虫后来如是说，但这部作品还是大受欢迎。《铁臂阿童木》在 1963 年 1 月 1 日被 4 年前刚刚成立的日本富士电视台搬上荧幕，这是日本最早的电视动画，创下了全日本平均 30% 的收视率，此后在日本国外发行。而就在几年前，日本的几家公共电视台还在拿美国进口的节目填充时段。

《铁臂阿童木》是一部黑白动画片。这是因为当时日本大部分家庭有的都是黑白电视机。虽然彩色电视 1953 年就在美国面世了，但松下发售第一款彩色电视机是在 1960 年，这还归功于松下幸之助与飞利浦签订的技术合作书。这台 21 寸的彩色电视机还使用松下当时在日本国内使用的品牌名 National（2009 年停止使用）。

彩色电视推出后没多久，几家电视台便开始播送彩色节目信号。但真正开始试播彩色电视节目还要等到 1964 年东京奥运会前的几个月。

20. 秋刀鱼之味

小津安二郎在 1962 年执导了最后一部电影《秋刀鱼之味》，也是他的第 54 部电影。影评人的推崇让小津安二郎成为颇有名望的导演，川端康成和丸山真男是他的影迷。

不过这部电影的票房在日本全国榜上无名，当年最流行的电影除了类型片，还有黑泽明执导的动作片《椿三十郎》。《椿三十郎》 是 1961 年《大镖客》的续篇，受国际电影节认可的黑泽明终于（不得不）证明了自己的票房能力。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几乎都在讲述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第一部有声片《独生子》的片头字幕写道：“人生悲剧的第一幕从成为父母子女的关系开始。”在父母子女的种种关系中，父亲和女儿的关系是他最常处理的。《秋刀鱼之味》讲的是父亲平山在母亲去世后和女儿、次子住在一起。女儿像母亲一样对家人周到照顾，但她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

写作《秋刀鱼之味》剧本时，小津安二郎在日记里写道：

春天在晴空下盛放，
樱花开得灿烂，
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只感到茫然。
想起秋刀鱼之味，
残落的樱花有如布碎，
清酒带着黄莲的苦味。

21. 咖喱的馈赠

得益于即溶咖喱块、罐装咖喱和 1960 年代出现的即食包装咖喱，主妇在家就能做咖喱饭。在当时，这是一道难得的将主妇解放出来、又不至于被认为敷衍的菜肴。

电视上出现了不少咖喱广告。格力高在 1963 年推出了咖喱块广告，主妇只需切几片洋葱，再将咖喱块丢入水中，就能轻而易举地熬好一锅咖喱。咖喱的美味足以让几个闹腾的小孩安静得体地坐在桌前，双手捧着白饭，接受一勺咖喱的馈赠。

最早，咖喱出现在日本海军的食谱中。到了 1932 年，咖喱的价格大幅降低，大阪阪急百货店供应的咖喱饭每天能售出一万三千多份。二战后，东京的一些学校开始在校餐中加入咖喱，此后推广至日本全国。
苏联，1970

22. 太空竞赛还没结束

苏联在这一年发射了两个月球探测器，分别取名为月球 16 号 (Luna 16) 和月球 17 号 (Luna 17)。

16 号可以在月球上自动取样，并送回地球，在此之前没有探测器做到过这一点。这些采集到的岩石后来被私人持有，其中三块于 2018 年 11 月在纽约的苏富比拍卖行以人民币近 600 万元被拍卖。

17 号也很特殊，它携带的“月球车1号”（Lunokhod 1）是人类第一辆成功运行的遥控月球车，月球车 1 号将会在月球表面行驶，并进行探测。

苏联的探测器也着陆在了金星表面。

这一年，和苏联一样热衷探测外太空的还有美国。两国的太空竞赛从 1955 年开始，在一年前，因为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达到顶峰。但苏联没有认输的意思。
香港，1976

1976 年的香港，是由青少年文化主导的。1975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十岁到十九岁的组别，是香港人口中最多的。

这就不奇怪，为什么时髦的打扮、快餐文化、娱乐业和自我身份的焦虑在那几年的香港如此流行。不只和社会上的财富变多了有关。

23. “命里无时莫强求”

一个 22 岁的年轻人把名字改为“成龙”。这人原名陈元龙，遇上后来的经纪人陈自强时，正在澳洲。1976 年，他返回香港，参演了电影《新精武门》，从此出道。

三年前，风靡全球的功夫明星李小龙刚刚去世，留下未完成的遗作《死亡游戏》、香港开埠以来最高票房纪录、全亚洲票房纪录，和一股长盛不衰的动作片风潮。

香港的电影院此时被“感官电影”占领，暴力和艳情片最具票房号召力。其余的是讲究道义、气节的武侠片。

1976 年，变化已经悄然发生。那一年《半斤八两》拿下 853.17 万港元的票房，票房超过《星球大战》《教父》《大白鲨》，成为整个 1970 年代香港最卖座的电影。《半斤八两》是一部无厘头喜剧片，由“许氏三兄弟”许冠文、许冠杰、许冠英主演。许冠文在 1974 年的《鬼马双星》已经创下当年票房纪录，电影的广告中还写着“一群热忱投入的年轻人为你所做的电影”（Films by devoted young people with you in mind）。

《半斤八两》讲的是私家侦探社社长、低薪雇员、汽水厂打工仔，三人一同调查各式古怪案件的故事，香港社会百态也在故事里一一呈现。

即便社会整体财富达到了一定程度，但对于具体个人，这些数字可能什么都说明不了。这部电影的两首主题曲《半斤八两》和《浪子心声》被认为是当时的香港、或许也是此后多年香港市民的写照。

前者唱道：“我们这些上班族/ 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 那种辛苦折磨说出来真吓人/ 可别说无所谓/ 半斤八两，就算有福你都没份享/ 半斤八两，惨过滚水涮猪肠/ 半斤八两，只有鸡碎那么少都要啄。”

后者最有耳熟能详的一句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半斤八两》之后，越来越多描述香港本土故事的卖座电影出现，并在 1980 年代风靡亚洲。

和 1970 年加入嘉禾电影的李小龙一样，许氏三兄弟也加入了嘉禾，在 1970 年代末，嘉禾又签下了成龙。嘉禾的创始人邹文怀早先是邵氏的总裁。

24. 香港小姐

“香港小姐”的评选是在 1973 年由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 重新发起的，此后成为每年备受关注的大事件。1976 年的“香港小姐”竞选宣传词较往年不同：

“‘香港小姐竞选’，目的在于选出一位才貌双全、能真正代表香港美丽与文化的少女，提升海外人士对香港的印象。”

这一年的香港小姐林良蕙也不如往年的优雅。在评委和司仪宣布冠军归属后，这位 18 岁的香港小姐手舞足蹈地走到台前，自行坐上“冠军宝座”，两臂撑开，朝观众飞吻。

25. 《号外》尚未流行

陈冠中在 1976 年和几个朋友创办了《号外》，一开始《号外》是一叠薄薄的小报，后来发展成视觉效果出众的大刊。

出版《号外》的原因是，“在美国的时候看到过一些抗行文化的报纸和杂志。针对的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主业，所以内容很庞杂，既说时装，也说政治；既说消费，也说文化。我觉得这些刊物很好看。”比如《村声》。陈冠中此时从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与社会学毕业不久。

判断错误。第一期印了一万本，剩下九千多本卖给了废品商。起初没有发行商愿意发行。陈冠中喜欢，但其他香港青年未必喜欢。“如果你只看《号外》，你会错觉香港是很重视文化的。”陈冠中在一次采访中说。挖掘“暗流”的《号外》很长一段时间只是活在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称赞里。

1970 年代主流的香港青年大约是什么样的？陈冠中在多年后出版的《我这代香港人》里写：“主流精英除了做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还可以去外企。”“我们当管理者，不像西方和日本 20 世纪中期那套刻板的白领中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

《号外》真正在大众流行、获得广告商的青睐要到 7 年以后。1983 年，大量的时髦品牌进入香港，《号外》被广告商定位成“香港唯一的雅痞媒体”。1970 年代的青少年此时也拥有了更体面的收入和更前卫的趣味。他们中的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加入《号外》，还彻底改变了这本杂志的视觉风格。

26. 麦当劳卖出 100 万个汉堡

继肯德基 1973 年在湾仔开出香港第一家门店后，1975 年麦当劳在铜锣湾最热闹的百德新街开店，从早上 7:30 营业至晚上 9:00。一包薯条售价 1.8 港元，巨无霸售价 3.4 港元。

1976 年，香港已经开了 4 家麦当劳，本岛对面的九龙区也开出第一间麦当劳。在香港潮流杂志 《Milk》 2010 年刊发的一张老照片里，一个巨型巨无霸被一艘小船从港岛运往九龙。

1977 年，麦当劳在香港总计卖出了超过 100 万个汉堡。1996 年陈可辛执导的香港电影《甜蜜蜜》里，张曼玉饰演的李翘在麦当劳打工。

27. 香港地铁动工

先前轿子在香港常见，战后这种人力担抬的交通工具几乎绝迹，随后出现的是巴士和沿着轨道、电缆行驶的“叮叮车”。

1970 年代，港岛市中心每 25 秒就有一班叮叮车。在港岛，四条巴士路线合并起来，正好环绕港岛一圈。在港岛、九龙和新界，有大约 4000 辆公共小巴，而在 1969 年之前这些小巴还是只能在新界行走的“白牌车”。如果要从港岛到九龙，需要搭乘渡海小轮和电船，码头旁总是停满接驳车。海底隧道在 1972 年开通，稍稍缓和了香港的交通。

真正的改变要等到地铁出现。香港地铁在 1975 年 11 月动工，四年后首条线路正式通车。

促使香港政府决议修建地铁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暴增，1967 年伦敦运输委员会及道路研究实验室发表的《香港乘客运输研究》称，1986 年香港的人口将达到 686.8 万人，随后下调至 564.7 万人。

28. 太古城为中产而设，公屋为 180 万人而设

香港的出生率在 1976 年开始下滑，因为政府在过去几年宣传“两个够哂数”（两个就够了），希望控制人口增长。

不过人口还是从 1971 年的 400 万上涨至 1977 年的 450 万，又至 1979 年的 500 万。房子首先供不应求。在这几年里，包括李嘉诚在内的华人地产商拿下大量土地，到了 1980 年代奇货可居。1975 年香港中小型住宅楼宇每方尺约 230 元，1981 年的均价为 1000 元。

除了搬去市中心之外的屯门、沙田、葵涌，1976 年前后还有两个关于住房的新趋势。

政府表现出想要系统解决住房问题的决心。1972 年，香港总督麦理浩提出“公共房屋计划”，到 1982 年为 180 万香港居民提供公共房屋单位。这些房子大约 30 平米，没有独立卫生间，租赁价格在 100 元左右。

太古城也在施工中。这是个计划容纳 4.5 万人、有 10000 个住宅单位的大型综合体，“为中产阶级而设”。

台湾，1987

新台币在 1987 年有大幅升值，一美元兑换新台币由 1985 年的 39.4 元升至 1987 年的 28.5 元。这让台湾人均 GDP 超过 10000 美元变得更容易，按照两年前的汇率，这个门槛不过就是 7233.5 美元。

新台币升值因为放宽了外汇管制，导致外汇大量累积。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是这一年 7 月 15 日，台湾正式解除延续 38 年又 56 天的戒严。

29. 可以创办新报纸了

对报纸的禁令是在 1988 年 1 月 1 日正式解除的。此前，政府以“节省纸张”为由，停止新报纸登记，每份限三大张，印刷厂只能在发行地点内。任何要办新报纸的人都必须向经营不善的报纸业者购买登记证，方可发行。

一位报人回忆说，“因为张数很少，而广告很多，所以就把字缩到好小好小，一份报纸甚至可以排 27 栏。”

他还补充说，“即使在解除报禁以前，在台湾要申请杂志也是很容易的，都会准的，只是事后如果违规了，很容易被查禁”，但“报纸影响力很大，还不是随便申请的”。

30. 郭台铭去深圳开富士康

靠给宏碁、台联电代工的 IBM 电脑做组装起家的鸿海精密，准备增加生产线。1987 年，鸿海精密的创始人郭台铭在台北土城买下土地，次年开工，虎跃厂第一期总面积 7260 平方米；加上购买的新设备，投资 2500 万元。

1987 年年底，台湾解除了对大陆的“三不”禁令，并解除外汇管制，允许企业对外投资。次年，郭台铭从山西晋城老家返程时，途径深圳，向来擅长和本地官员打交道的郭台铭打算在深圳宝安区的西乡建工厂。

台湾的人力成本上涨得厉害，制造业转移不可避免。在将工厂搬到大陆之前，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已经成为劳动力的重要来源。

尽管深圳的西乡都是泥土路，每逢下雨“要穿上大大的雨鞋”“自己搞基础建设：买水管、买电管，甚至所有东西”“在货柜屋里办公，顶着近 40℃的高温”，但这里的平均工人工资只有 223 元。在台湾，1987 年电子零组件制造业的职工平均月收入是 14094 新台币。

此后，“富士康”成为所有鸿海集团在大陆工厂的统称，并因为组装 iPhone 和“血汗工厂”出名。2017 年鸿海精密的营收超过 1 万亿人民币，利润约 291 亿人民币。

31. 请假装你舍不得离开我

杨德昌导演的《恐怖分子》在 1987 年的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拿了银豹奖。这是他第一部获得国际电影节奖项的作品。电影讲的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妻的生活困境。

杨德昌被视为擅长拍摄都市生活的导演，和侯孝贤不同。就在两年前，他导演的《青梅竹马》创作的出发点是台湾社会在城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一些人认为，《恐怖分子》则道出了杨德昌对台北现状的忧虑，都市生活的疏离。

不过在 2000 年完成最后一部作品《一一》后，杨德昌接受采访时说：“很多人看完《恐怖分子》以后会认为这个电影很悲观，因为结局虽然有两种，但是一样绝望，李立群似乎只能选择杀人或自杀。但我的意思其实是要观众了解，和这样的人生比较起来，自己有多么幸福。”

他还谈到对都市生活的看法：

“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都市只是需要有空间及时间去发展，当然这和政府政策有关，往往政府并没有提供这样的场地或设施。其实像在这样的咖啡厅、小酒馆里都是可以发展较为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点。这牵涉到一个都市的成熟度问题，比方纽约这个城市可能发展得比较成熟，因此对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来讲，他有更多机会去发展人际关系，因为太多好玩的东西了嘛！城市真的很有趣，即使不成熟，它的丰富性还是很值得探讨的。这是我为什么会拍一些关于都市的电影，因为那已经是文明社会中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了。”

但这些看法可能和他在 1987 年时想的不同。

32. 罗大佑去了香港

台湾的流行乐坛好像一下子变得活跃。王杰、赵传、陈升、张雨生、伍思凯、黄舒骏、黄韵玲纷纷出道。除此之外，几家唱片公司都推出了少女团体。李宗盛意识到职业女性群体的出现，她们的生活和对待感情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对音乐来说是个很大的市场。他在 1987 年与陈淑桦合作了第一首歌曲《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又在 1988 年制作了专辑《女人心》。

不过这一年，罗大佑去了香港。过去几年，罗大佑在台湾“和审查制度周旋久矣，苦矣”。乐评人马世芳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从 1973 年到 1987 年底，台湾的新闻局总共召开 320 次“审歌会”，审歌两万余首，不通过者三千多首，约占六分之一，也就是每张唱片平均有两首歌送审不过。”

1982 年4 月 21 日，罗大佑在台湾出版首张创作专辑《之乎者也》，专辑封面上他一身黑衣，戴墨镜，一头烫卷的中长发，人们都说和鲍勃·迪伦极为相似。专辑的宣传语是“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

专辑销量 15 万张。不过其中《之乎者也》的歌词因为送审没有通过做了改动。“歌曲审查之，通不通过乎，歌曲通过者，翻版盗印也”，改为“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乎，所谓民歌者，是否如此也？”
巴西，2004

33. 国家更富，个人交税更多了

巴西经济从国家和从个人角度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到 2004 年巴西人均 GDP 过 10000 美元（同样以 2018 年币值计算）的时候，巴西经济总量年增 5.7%、连续 7 年联邦政府税收创新高。

但同时巴西人要把每年 42% 的薪水交给政府，买烟的话交 72%、买啤酒交 56%、买车交 44%，由于税率过高，按咨询机构麦肯锡的说法，逃税是巴西的一种生活方式。

据一些机构的粗略估算，1997 年到 2004 年间巴西人和当地企业偷税漏税超过 500 亿美元。谈到高税率，一家巴西建筑公司老板 Sergio Garcia Ozorio 说这根本就是掠夺，变相助涨偷税漏税的“非正规经济”。

圣保罗的街上随处可见兜售 8 美元《怪物史瑞克 2 》光碟的小贩。“1997 年，巴西音乐和软件 CD 的盗版率只有 5%，现在达到 53%。”《华盛顿邮报》在 2004 年的一篇文章中说。

巴西经济的低效不仅体现于此。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中心做过一项统计，2004 年巴西企业创建需要 15 道程序，平均需要耗时 152 天。比较而言，同期美国只需要 5 道程序，耗时 4 天；韩国 12 道程序，耗时 33 天；同一地区的智利也不过是 10 道程序和 28 天。

居住在巴西南部城市的 Augusto Ceolin 对《好奇心日报》回忆道，2004 年在巴西几乎看不到奔驰、宝马、奥迪这些豪华汽车品牌。由于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进口车会被课以重税。“我们那时候只有雪佛兰、大众、菲亚特、福特这些牌子的车”，Ceolin 说，“买车和手机都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收入分配的不平衡直接体现在巴西人的生活感受上。2004 年大概 33% 的巴西人每天生活费不到 2 美元，约有 45％ 的人营养不良。小城市的治安当时更好一些。Ceolin 父亲经营一家眼镜店，那时候开到夜里十点也不用担心任何安全问题。但是随着这几年陆陆续续被抢劫了快十次之后，他现在只敢开到七点。

但在里约、圣保罗等大城市，10000 美元到来时的暴力犯罪反倒更高一些。2004 年，圣保罗市每 10 万人谋杀率达到 31.24，大约是 2017 年的 4 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