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图】枪决日本战犯

日本投降后，中国在一些主要城市设立军事法庭，对2357名日本乙、丙级战犯进行审判。审判的结果是149名战犯被处以死刑，145名战犯执行死刑。图为1947年6月11日，南京雨花台刑场，日军战犯松本洁伏刑时，行刑士兵向其头部开枪的场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在中国，有350多万日本人滞留中国，他们有三种身份：战犯、俘虏和侨民。无论受死、坐牢还是回家，他们都是军国主义制度的牺牲品。

在南京，中国军事法庭对日本第六师团团长、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屠杀300多个中国人的乙级战犯田中军吉、在南京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岩、侵华日军第23军司令官酒井垄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等进行正义审判，并处以极刑。日本驻香港第一任总督、曾肆虐华北的矶谷廉介被判处无期徒刑；第二任总督田中久一在广州行辕军事法庭被处决。田中久一在临死前不住地狂啸：“且看十年之后，谁执亚洲牛耳！”

从1945年底开始，中国国民政府先后在北平、上海等10个城市成立军事法庭。1945年11月6日，中国国民政府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1946年初，国民政府国防部成立后，该委员会隶属国防部，草拟了《战争罪犯审判办法》等文件，还对日本战犯进行逮捕，拘押和引渡。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5月，中国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并在10个城市设立了日本战犯拘留所，关押待审的日本战犯。从1945年12月16日至1946年5月1日，先后在北平、沈阳、南京、广州、济南、汉口、太原、上海、徐州、台北10个城 市，设立了10个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其中，南京军事法庭直属国民政府国防部，其它9个军事法庭隶属于各战区、绥靖区或行辕。

审判完成后，判处死刑149人，实际执行145人（4人在执行前病死或减刑），遣返回日本者933名，引渡出国者27名，尚有在押战犯1137名，转移到司法机关者100名。

为统一审判在华日本战犯，中国于1946年2月15日正式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任命石美瑜为庭长，王家楣为主任检察官，任命李波、徐乃堃、高硕仁、施泳等为检察官，陆起、李元庆、林建鹏、叶在增、孙建中、龙钟煌、张体坤等为审判官，统一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

除了战犯，还有105万战俘和200多万日侨。他们在日本投降后经历的故事可谓惊心动魄： 一些战俘集体自杀、逃亡越狱、焚毁军营、藏匿军火、强奸杀人；日侨有的被抢劫强奸、有的遭追击拦截，有的为集体 “玉碎”而惨死于同胞的枪口之下，有的逃进原始森林变成了“野人”。

中国当局不念旧恶，实行宽大政策，积极采取措施，遣送日俘日侨回国。遣送日俘日侨的全部工作由中国政府负责，中国战区美军总部派少数人员协助。中国各地区日俘日侨的遣送港口为：基隆、大高、老饶、青岛、大沽、上海、广州湾、海口、三亚、厦门、汕头、海防等。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遣返船从塘沽港启航。到1946年12月25日，当年最后一批日俘日侨离开葫芦岛启程回国。

参考资料：

《世纪大审判 : 南京大屠杀日本战犯审判纪实》姚辉云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大遣返：三百万日俘日侨漫漫归国路》梅桑榆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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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15日，中国政府正式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任命石美瑜为庭长。图为1946年12月31日，南京雨花台刑场，日军战犯鹤丸光吉被枪决的瞬间。鹤丸光吉为较早遭到枪决的日军战犯，罪名为虐杀无辜的平民百姓。

枪决日本战犯上海军事法庭1946年4月开庭审判，共审判日本战犯116人，其中判处死刑14人。图为1947年6月17日，在上海军事法庭被判死刑的侵华日军江阴宪兵队军曹下田次郎和常熟宪兵队队长米村春喜，在游街示众后被押赴刑场。

南京军事法庭1946年6月开庭审判，判处南京大屠杀战犯谷寿夫、酒井隆、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岩等战犯死刑，他们都是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死刑。图为1947年3月10日，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黄浦路口的励志社大礼堂第三次对原日军第六团长谷寿夫开庭。

1947年4月26日上午，谷寿夫最后一次受审。检察官交给他3封家书，给予纸笔，让其复信。谷寿夫回完信后，写下了给妻子的最后遗言：“身葬异域，魂返清乡。”图为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在临刑前写家书。

行刑前，谷寿夫剪下自己十个指头的指甲和三束头发，装在用白手帕做成的小袋子里，并写下绝命诗：“樱花开时我丧命，痛留妻室哭夫君。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之后，谷寿夫被押往南京雨花台刑场，很多人前来围观。谷寿夫一枪毙命。图为谷寿夫被押往刑场途中。

向井敏明、野田毅的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们就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大兵。另一个令人发指的名字是田中军吉，他是谷寿夫部队的大卫中队长，连杀中国军民300多人。他们均被引渡至中国。图为1948年1月28日三人被押往雨花台刑场行途中。

南京军事法庭外装有广播器。高音喇叭下，挤满了前来听公审实况的群众。在审理过程中，田中军吉、向井敏明一再抵赖进行杀人比赛的事实。这是1948年1月28日，日军战犯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等待处决，这是3人在行刑前获准抽最后一支烟。

1948年1月28日，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三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这是三人倒地之后的情景。此时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11年时间。

日本战犯在临刑前的心理活动我们不得而知，据当年报道南京审判的《中央日报》记者容又铭回忆，谷寿夫临刑前面色死灰，双手颤抖。图为1946年12月31日，日本战犯鹤丸吉光在被押至南京雨花台行刑前整理衣物，请求中方代转家人。

在审判战犯的过程中，很多战犯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法庭就发动百姓检举战犯的行为，同时，用各种方式搜集战犯犯罪证据。图为1947年1月28日，南京中华门外，南京战犯法庭主审官石美瑜指挥收集大屠杀受害人的遗骸。中华门外是日军屠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除了2000多名战犯，战后全国各地还有105万日军战俘。当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投降时，中国战场还有部分日军继负隅顽抗。这是1945年12月，日军战俘在集中营里百无聊赖，他们的军装和水壶挂在头上。

日军缴械后，生活上实行自治，日俘配戴着臂章，能够自由地上街购物。日俘每天粮食定量是17两米、8两面、16两菜。日俘患病后，轻者在营房里休息，重者则可住进伤病收容所。图为1945年12月，日本战俘在集中营里打排球。

105万日军战俘之外，是200多万日本侨民。1945年9月30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规定以“强迫”执行为手段，将日侨分地区、限期集中；严格规定集中时日侨所带物品的种类、数量，集中居住等。图为1945年10月，南京市政府在城墙外临时搭建的南京日侨集中管理所。

上海地区的接收和遣返工作由第三方面军负责，第三方面军成立了上海日侨管理处，将上海日侨分四个区集中。在这里，日侨的人身自由被限制，但政府提供了包括米、油、肉之类的所有食用物品，并对待遣日侨进行“民主化”思想改造。图为1945年12月，上海日侨集中营里的妇女。

南京的日侨相对比较自由，原本寂静的江边城墙下热闹起来，砖石路上传来木屐声。南京日侨管理所的中方管理人员有16人，主要负责卫生检查、违禁品检查，监督日侨携带钱款额度、行李重量，以及对于日侨的教育等。这是在南京日侨集中营里嬉戏的无忧无虑的孩子们。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14年，从国内移民到中国东北的人数高达160多万人。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将东北大部分日侨与俘虏集中在葫芦岛进行遣返，总人数超过100万。图为1946年3月，在长春摆摊的日本侨民。

1945年12月，上海，日本女侨民被遣返前接受中国政府工作人员的检查，以防备侨民携带违禁物品和军事机密。

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12月，300多万日俘日侨通过12个港口返回日本，这些港口分别是：基隆、大高、老饶、青岛、大沽、上海、广州湾、海口、三亚、厦门、汕头、海防。在被遣返的侨民中，有很多不谙世事的儿童。他们现在已经成为日本跟中国打交道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