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假如你要在直播间不断地试衣服，你需要克服很多障碍。小辰开始认为，这件事“极其恶心”，但她忍受着。“不信你试试看，站在镜子前，五六个小时不停地脱了穿，穿了脱。”小辰垫着脚，踩着一堆没有拆开的衣服的间隙，走到直播区域。这里被布置成客厅的一角，一张淡黄色的沙发，一座小小的圆形T台，画着梅花鹿的泡沫背景板，花瓶里插着干芦苇。“这是最贵的，700多。”小辰指着一把淡绿色的靠椅，这是她刚入行时买的。
直播间透露出一种粗糙的气息：它同时又是仓库，一半被开辟为直播室，另一半则堆满了上千款的样品，衣服、鞋子、包包以及各种面膜，空气里弥漫着新拆封的衣物染料的味道。桌子上放了助理点的外卖，来自于附近的街边小店。
工作室旁边是一家锦旗制造公司，办公室里插满了鲜红的样品，写着“妙手仁心”、“终于职守”、“耐心爱护”，一个中年女人正在清点账目；对面的房间被一户人家改成了住宅，一位小男孩在端着饭碗，坐在暗红陈旧的沙发上看电视。但这一切没有被呈现在镜头里。
她拥有40多万粉丝，分布在北上广或者河南河北的四五线县城。他们都可以在手机屏幕上看到她。镜头只会展示T台的部分，画面呈现出ins风。在滤镜与柔光灯的作用下，小辰的皮肤白皙细腻，一个毛孔、一根汗毛都看不到。
一年中的大部分夜晚，她都在这间工作室度过：衣服是最受欢迎的，这是电商平台上最大的类目。她会站在小T台上，面带笑容，不停地试穿衣服，语速轻快地讲解面料和版型，引导粉丝购买。当然，她更喜欢推荐美妆或者饰品。
有好几次，她播到一半感觉恶心，跑去厕所剧烈呕吐。半夜下班的时候，整栋楼都关灯了。
她是一名电商主播，杭州数以万计的网红中，她处在收入不菲的梯队。做主播几个月后，小辰搬进了市中心的公寓，月租8500，独居，养了一条白色博美狗。直播将在晚上7点开始，持续到11点。有时候会更晚，一直到凌晨。这是黄金时段，城市白领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开始瘫在沙发上刷手机。
更多的网红聚集在九堡。小辰签约的网红公司就在那里——因为无法忍受深夜的来回奔波，他选择在公寓附近租了间房子作为工作室。
假如你来到九堡，你会感觉到那种更强烈的粗糙感。如果你从九堡地铁站到如涵，感受可能更为直观。你将穿过一片半旧的住宅区、厂房、等待拆迁的城中村和办公楼夹杂其中。然后，从主干道杭海路转入万佳路，路旁立着楼盘广告——“交互式园林，唯美回家”。
往前走是一个公交中心，接下来是一片白色的围墙，但溅满了泥渍，横七竖八地涂满吊车、挖掘机的广告。然后是一片玉米地、一片菜地，一位老妇人每天在尘土飞扬的路边摆摊卖菜。越过她佝偻的背，能看到一座豪华的寺庙，金黄色的墙壁，再远处是两个工地的橙色起吊车。
但围绕着九堡，一个庞大的网红基地形成了。方圆一公里的厂房、办公楼里，聚集着大大小小上百家网红公司，包括张大奕的如涵和雪梨的缇苏。它们是九堡网红们的“信仰”。
朝阳工业园不过五六栋房子，但高度浓缩了整条网红产业链：服装厂、员工宿舍、电商公司、网红直播间以及物流点一应俱全。沿街的门面大多开了餐厅，沙县小吃、衢州小炒、山东饺子等，不过都不长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批。
在一部关于网红的纪录片里，结束了一天的直播、选款、看货之后，深夜，张大奕走在这条路上，对着镜头亮出招牌式笑容，“身在城乡结合部，心在巴黎时装周”。她是个超级网红。
九堡的一天是从黄昏开始。下午五六点，年轻的主播们画好妆，涌入砖红色的厂房。为了上镜，脸涂得很白，嘴唇很红。房间不大，几盏过分明亮的LED灯围出一片两平米的直播区域。周围的架子上挂满衣服，售价经常是99.9、69.9或者39.9。它们来自附近的服装厂。
“她们都想成为张大奕。”门口小超市的收银员陈勇嘴角挂着笑。他今年20出头，身材魁梧，为了多赚点钱，附近的外卖订单多数会亲自送货。四楼五楼几乎都是搞直播的。“她们唧唧呱呱，一直到深更半夜。”他经常在晚上去给她们送水。
二
“健康、幸福、快乐是最重要的。物质也重要，但只要能维持我的基础生活就行了。我算过，我一个月的花销在5万左右，如果能一个月维持赚15万到20万的话，我的生活就比较幸福了。”
在她住的公寓里，小辰穿着一套宝石绿的丝绸睡衣，坐在梳妆台前，一边扑着粉，一边淡淡地说。似乎意识到什么，她随即补充：“当然，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她一直试图做“真实的自己”——在直播间里，她会直接跟粉丝说：“喏，我刚买了个镯子，8万。”
八楼的落地窗外飘着细雨，黑夜降临，街灯亮起。小辰真人比在手机屏幕上看到的小一整圈，说话声音很轻，完全没有硬照里明艳、凌厉的气质。
原木色妆台上，堆满了瓶瓶罐罐，Lamer的面霜、SK2神仙水和阿玛尼的粉底等等。一面椭圆形的美妆镜，把她的脸照得非常明亮，一张小巧的瓜子脸，眼睛大而圆，下巴尖翘，鼻子高挺，樱桃色的嘴唇很饱满，和舒淇有几分相似。粉丝经常在直播间里喊“我要看舒淇。”她的网名就包含了舒淇两个字。
所有关于网红的争议，几乎都围绕财富展开。网红真的赚到了这个年龄永远不可能赚到的钱吗？
对于九堡的极少部分人而言，是的。比如薇娅、张大奕或者雪梨，小辰也算是其中之一。从第一场直播到月入10万，她花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
2017年春天，小辰找了一个同样做主播的女孩，合租了一套loft公寓。她们住在楼上，在楼下直播。经纪公司告诉她，小主播不要和大主播抢时间，“没意义”。她就把直播时间设置在凌晨1点到4点。
在这场关于美貌、消费与流量的财富游戏中，平台才是幕后的庄家。按照平台规则，一个新主播想要被人看到，必须撑够一定时长，即便是对着空气讲话。起初，小辰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来例假时痛得在地上打滚、呕吐，喘过气来又爬下楼继续直播。
小辰告诉朋友，没有赚到一百万，就不会见他们的。那段时间，她的绰号就叫“李百万”。但现实很骨感，第一个月，她只赚了不到5000元。“他们调笑我，你离100万还有多远？我说还有102万。”
差不多从第三个月的时候，她的粉丝数开始飙涨，最多的时候一天涨一万。“一场直播下来，一条裤子能卖一千多件，三分钟，洗发水卖了一千瓶。”她举起右手比划，这是她主播生涯的巅峰时刻，月收入也随之达到了6位数。
这个26岁的女孩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了。她立即搬进了位于市中心的这个新公寓，并且开始购买奢侈品。
“我一直很喜欢爱马仕。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在30岁的时候，凭自己的能力，买一只爱马仕的包。很幸运，我26岁时，就能给自己买一只birkin，入门级的，10万左右。”小辰走出卧室，对着客厅里满博物架的包包说，“当然只是入门级，它还有鳄鱼皮款等等。”
有时候，购物甚至只是为了发泄无处可逃的压力。2017年双十一期间，从1号到11号，小辰每天直播两场，8个小时。接下来的双12的话，她又连轴转12天。“我觉得我不行了，我必须得买点东西。”除了爱马仕，小辰顺便把她以前一直很想要的几款包全都买了，“反正那一个月我花了20万”。
但是，对另一些女孩而言，金钱之外，“成名”同样充满吸引力。“有人说像木村拓哉的女儿，也有人说像新垣结衣，总之各种像日本人”，在杭州大厦的一家咖啡厅里，佳佳托着下巴腼腆地说。她戴着一顶鸭舌帽，穿着蓝色条纹衬衫和紧身牛仔裤。
她对网红这个标签有些抵触。在微博上，她的认证是“知名时尚博主”，更乐意被称为KOL。她养了一只加菲猫。我们第一次约采访的时候，她建议在西湖边的一家有乐队表演的酒吧。
在“网红”这个词还没被造出来的时候，佳佳就已经开始做模特。那是2011年，她高中毕业，一组照片被发到网上，点击量可观，她开始体会到美丽的价值。在此之前，她从未明确地感觉自己漂亮，“高中的时候，我还戴牙套，同学们管我叫钢牙妹。”
之后，模特约拍的邀约不断,“这就等于说，上车了”。大三那年冬天，佳佳接到某时尚杂志主编的电话，一家知名日本车企正在挑选广告的女主角，她被列为候选人。通过试镜之后，佳佳和一个制作团队飞往日本北海道。
时隔几年，她一直对那次旅拍念念不忘，“我们一起开着车，在北海道的原野里驰骋。雪很厚，我就趴在雪上滑行。每天都很开心。”她爱上了“这种生活”，一种在镜头前的生活。
一条广告并没有把她带进演艺圈。和绝大多数身在杭州的网红一样，她选择复制张大奕的道路。佳佳经营着自己的网店，同时也给一些网店、品牌当模特。网店的仓库就在九堡所在的江干区。
三
当我们告诉他，50％以上的95后梦寐以求的新兴职业是网红时，杨涵没绷住，笑出了声。他三十岁左右，谈吐幽默，在城东江干区的一家电商公司担任主管，为网红提供供应链服务，离九堡不过几站地铁。
“（电商主播的工作）就是以前四季青的档口小妹，被线上化了。”他对网红的感觉复杂又暧昧：不觉得这是份高尚的职业，但又不得不承认她们能在短时间内赚到钱。
金钱的诱惑显而易见。根据一家本地媒体的报道，从九堡到江干区的大学城，一共有大大小小300多家网红工会或经纪公司。
经纪公司在平台与网红之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与平台深度绑定的经纪公司，会参与流量的分配，比如特定的推荐位。“假设你今天第一天开播，可能同时开播的有5000个主播，我看到你时不知道猴年马月了。”马浩说，他在距离九堡不远的一家网红孵化机构担任经纪人。
“网红成长就是一条工业流水线。”在签约之后，他们会根据女孩的长相、性格，设定人设，指导妆容和着装、话说的技巧。每次直播结束之后，马浩会和她们一起，复盘数据情况，纠正网红直播中的一些瑕疵，语速、表情或者其他。“我最近推荐她们看《我和我的经纪人》，带她们和带艺人是一回事。”
不管美丽的标准如何改变，青春始终是基石。在残酷的竞争中，经纪公司永远偏好更幼龄的女孩：一些公司签约（网红），98年前的不要。小吖告诉我们。她曾面试过杭州某头部网红公司的经纪人岗位。小吖30多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最终决定放弃。
“太残酷了。”她说。
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年轻着，靠近九堡的大学城不缺年轻人。1998年出生的“可以”还在上大三。“可以”是她为自己未来的品牌选好的品牌名，她希望我们用这个来称呼她。她身材瘦削，皮肤白皙，脸圆圆的，显得稚气未脱。5个月前，她签约了一家经纪公司。杨涵为她的网店提供供应链服务。
“可以”是浙江东阳人，家境优渥。“我高中时想买包，2万块，我爸也会给我买。”上大学后，她几乎每周都要买衣服。不菲的消费，提高了她丈量金钱的尺度。在朋友圈浅尝辄止的卖过衣服，尝到甜头之后，她决定签约，开网店。
“一切以（店铺）交易为导向。”几个月前刚进入行业的她目标明确，没有任何心理包袱。
四五月份，“可以”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穿上自己网店的衣服，在湖滨银泰、嘉里中心等地拍抖音：内容按照当时的“爆款”标准炮制。一个闷热的下午，可以在湖滨银泰的GUCCI和LV的金色橱窗前来回走了近10趟，对着镜头做鬼脸，或者假装不知道被拍到。随后，她还和一位身高相差近20公分的男孩扮演情侣，在西湖边的一条路上打闹了近一个小时，喷掉了一整瓶矿泉水。这是近年来抖音兴起后杭州城里的新景象，与此前九堡格子间里的玩法大相径庭。
在这个残酷的圈子里，只有最新鲜的血液姿态轻松，对未来野心勃勃。“可以”知道网红行业的大浪淘沙，但是她不认为自己会被淘汰的沙子。尽管她的网店还远远称不上“大店”，但她也尚未体会商业的残酷。她在今年暑假注册了公司，聘请了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
但故事的逻辑依然相同，成功是小概率事件。“70%”——这是我们从一家头部经纪公司听到的网红“死亡率”。“不到10%的人，赚了这个行业90％的钱。”二八定律的残酷，在这个行业被放大，“多数人的收入可能都很难过万。”
对于网红们而言，这种残酷甚至无需经纪公司提醒。小辰的客厅里，放着一台落满灰尘的跑步机。那是她曾经一起合租的室友留下来的。她跟小辰隶属同一家经纪公司，同一批签约，长得也算漂亮。
在苦熬半年，依然毫无进展之后，她离开了行业。“她骗了我几万块钱，微信还拉黑我。”小辰说。故事的结局是，那位姑娘从合租房里消失了，留下了那台跑步机。在九堡，这是寻常的故事。
四
“几乎没有主播能回到普通白领的生活。这就是人性。”马浩笃定地说。对于九堡的许多网红而言，赚快钱像香烟和酒精一样令人成瘾，一旦开始，就无法离开。但同时，就像命运其他的馈赠一样，它也暗中标好了价格。代价是一点点体验到的，肉体层面的劳累只是开始。
2018年初，小辰发现，她开始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状态，厌倦、乏味、枯竭感如影随形。按照平台规则，为了维系热度，网红们必须永不停歇。每天4到6个小时，是我们在采访中反复听到的数字。主播只有播满这个时长，平台才会给予流量倾斜，比如推荐进入首页。用她们行话说，就是“浮出来”。
算法和数据，主宰着小辰们的生活。“无穷无尽的，周而复始的，每天同样的生活，就跟机器人一样。”小辰说，“我们是在按分钟计费，旅游、生病、谈恋爱对我们来说是奢侈品。”
买包带来的快乐，在收到包之后，就消失了。每天黄昏时分，她一开始化妆就莫名地想流泪。关掉直播软件之后，前一秒还挂在嘴上的明媚笑容立刻消失。“脑子会缺氧”，有时候嘴里进了冷气会干呕，开口讲话一度也成为她的负担。
小辰中断了工作，去第七人民医院挂了心理科。医生告诉她，这是长期压力之下人无法分泌多巴胺的结果，简单来说，就是轻度抑郁症。这是网红行业里高发的疾病。
她试过逃离，去了朋友开的一家新媒体公司，月薪从10万降到1万。但是没几天，她就被“吓跑了”，因为“无法接受这个落差”。人一但赚过快钱，享受过短时间内爆发的快乐，就再也无法忍受脚踏实地的生活。小辰重新打开了摄像头，回到了直播间。“但我不再像之前那么拼了。”小辰想要调整节奏，“我今天比较累了，哪怕这一场直播你给我三万六，我不去。我明天要去约会，就会通知所有人，我要休假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代价。她的粉丝已经一年没有再增长了。“你看，那些不如你的，都浮出来了。”一位朋友告诉她。“你能在年轻的时候，赚到别人一辈子赚不到的钱，为什么要停下来。”朋友为她惋惜。
六月中旬，小辰接连发烧了好几天，一度烧到 39.6摄氏度。几天后，她转发了一篇文章到朋友圈：《20岁美女模特在高铁上猝死：摧毁一个人，生一次病就够了》。
她不知道该往哪走。那些大主播生活都特别稳定，他们很多人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看过了世界才来做主播，我还没有看过世界。”沉默的间隙，她会拿起桌子上的电子烟吸上两口，嘟着嘴唇吐出一圈白雾。抽烟的习惯，是2012年在英国留学时养成的，“起初语言不通，没有什么朋友，一切事情都需要自己处理。特别孤单的时候学会了。”
小辰陷入了焦虑。幸福的家庭生活与一个12点下班的主播是相斥的。但是她心理有一根明确的标尺：钱，是她离不开主播行业的原因。即便是现在，流量下滑、粉丝增长停滞已经令她感到不满。
“前两天还是失眠，就是失眠到早晨，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坐在床上，加快语速，“如果以后挣不到这个钱的时候怎么办？现在我一瓶面霜三四千块钱，我心里清楚，这就是现在部分人的一个月的工资，我现在用了以后用不起该怎么办？”
5月的一天，我们在京杭大运河边的一栋办公楼里，目睹了小辰的一场直播。恰逢生理期，距离开播还有20分钟的时候，小辰依然趴在地上，面如土色，腹痛到直不起腰来。几个小时前，她刚从安徽赶回杭州，那趟行程是受一位卖首饰店家的邀请，他的网店需要小辰和她的同行们在镜头前吆喝——九堡的网红经纪公司仿佛是一个巢穴，它源源不断输送血液，把精力旺盛又年轻的女孩们送到安徽、南通、温州等各个需要卖货的网店直播室。
小辰简单地吃了几口就推到一边。她的助理先开播，而她一直在地上打滚。粉丝在直播间里呼唤小辰，她强撑着精神上去打了个招呼，又趴到助理的行李箱上。期间，小辰叫来医生，希望能缓解疼痛，然后完成这场直播。情况不见好转，她只得提前结束了这场直播。商家的脸色并不好看，带货效果很不理想。
“这场没有佣金。”在楼下等车的间隙，她抱着双臂，压低声音告诉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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