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水母
2003 年 4 月 1 日，一个消息走马灯式地在新闻媒体上出现。起初大家以为这是愚人节的一个恶劣玩笑，然而在不断地怀疑、求证之后，不得不直面这个现实：
一代巨星张国荣自香港文华东方酒店 24 楼纵身跃下，当场身亡。
2003 年本就是一个多事之秋。前有淘大花园和 SARS 蔓延的恐慌，后有二十三条和 CEPA 的政策转弯。香港的电视台曾制作 2003 年大事回顾。
有一位文化观察者在评论里写：
「普通市民十几年后、二十年后不忘的，才是大事。」
回首 2003 年香港城市中不断更迭的关键词，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巨星张国荣的陨落。
张国荣的离开仿佛是香港这座城市一个预示：如梦如幻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现实的大幕徐徐拉开。在他之后，挚友梅艳芳也早早撒手人寰，香港乐坛和影坛的全盛星光也一点点熄灭了。
张国荣从 1990 年代初期就参与两地文化创作。他拍摄了《霸王别姬》和《红色恋人》，也在内地开过演唱会。
2000 年，他的写真集《庆》在内地拍摄。摄影师夏永康记下了张国荣坐在上海绍兴路汉源书店看书的照片，随着写真集的出版，这里成为「荣迷」朝圣的圣地。
2020 年 5 月 12 日，汉源书店在疫情中黯然关门。还有人在微信中写道，「这是张国荣的《庆》里出现过的书店」。
张国荣的离去和缺席，某种程度上开启香港这座岛屿与大陆在心理上的距离渐行渐远的十余年。回归后，本来香港文化界就有「未返屋企」的感觉。2003 年的一系列「大件事」，更让这种独立与疏离更明显。
就如诗人廖伟棠在《香港波西米亚》一书中所言：「香港文化的独立面孔也逐渐清晰起来，虽然会带来更大的误解。」
在张国荣的粉丝群体里，有一类被称为「后荣迷」，指的是在张国荣离开之后才了解并迷上他的。
而在香港流行文化甚至更广大的文化领域，2003 年大概也可以视为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漫长的「后张国荣时代」开始。
没有亲历过 2003 年的人，大概并不知道张国荣的死讯之于灰暗的 2003 年，是怎样的雪上加霜。
2003 年，SARS 爆发，香港淘大花园失陷，已经是魔幻现实。紧随而后的张国荣的死讯仿佛是灰暗时刻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于 1997 年回归，但是对于很多关注香港的人来说，2003 年才是心理上的一个分割点。围绕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7 月 1 日有五十万人上街，一度冲击到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最后二十三条立法终止，但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及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相继请辞。
也是在那一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俗称 CEPA）签署，从经济上，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密切了。
麦兜系列的几部剧场版一直紧跟时代，大概可以作为香港社会发展的注脚。
2004 年的《麦兜，菠萝油王子》里，那个叫麦炳的男人，抛下沉浸在新婚甜蜜里的麦太，留下一部《菠萝油王子》的书稿，回去完成自己的「复国之梦」。
在这部电影里，「活在过去」的麦炳似乎缅怀着旧日殖民地时期香港高速发展的荣光，而「活在未来」的麦太则希望告别劳碌生活，买一块墓地对着大海。
只有活在当下的麦兜，在时局和经济的萎靡中进退两难，为了让时间过得充实一点，只能抖抖腿。
自 CEPA 后，两地贸易往来愈发频繁，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在大陆定居。根据 2008 年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调查，约有 50 万港人长期居于内地。2009 年一年间，就有 4 万港人移居内地，首次超过内地定居香港人数。
2009 年的《麦兜响当当》让麦太带着麦兜到武汉发展，放下豪言，「这座城市成就了热干面和鸭脖，也能成就我！」
2014 年，《麦兜当当伴我心》里，老校长的小巴载着合唱团的小朋友在香港和深圳穿梭。麦兜认识了一个东北口音的内地小朋友，在她的豪宅里找厕所到迷路。
在 2015 年之后的香港其他影视作品里，内地客的身份从之前的「穷亲戚」变成了「富商」、「暴发户」。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香港网络上有人揶揄，2003 年病毒由香港散播全世界，证明了香港果然是国际航空枢纽。今次地位不保，内地交通基建令人瞠目，也确认香港的交通枢纽的地位已逐渐失去优势。
2020 年 5 月 6 日，香港金像奖以直播方式举行，20 分钟短平快宣布完了奖项。这也是金像奖自设立以来，第一次取消线下颁奖典礼。
即便在 2003 年 SARS 弥漫的时刻，也没能出现这样的「缺席」。
2003 年 4 月 6 日，为了纪念张国荣，「四大天王」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时隔多年，再次齐聚，清唱了张国荣的歌曲《当年情》。
2020 年，香港金像奖的最大赢家是由曾国祥拍摄、两位内地新生代演员担纲、在重庆拍摄的《少年的你》。
而回顾 2003 年，《无间道》和《英雄》平分秋色。对于已经落寞了一阵的香港电影来说，当年的《无间道》无异于一剂强心剂。
《无间道》拍了三部，将下一代港星陈冠希和余文乐捧到一线，也让每一个天台都有阿 sir 在「谈心」。麦兆辉 、庄文强的谍战与卧底故事从警界复制到地产，几乎垄断了之后整整十年的香港电影市场。从《窃听风云》到《无双》，直到 2018 年，这一套戏码仍然能卖能打。
但对比黄金时代，难免让人惋惜。
从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的香港电影黄金十年里，「许鞍华有鞍华拍的，关锦鹏有关锦鹏想拍的」。
《胭脂扣》中十二少的角色最初选角是郑少秋。因为沈殿霞怀孕，郑少秋辞演。有传闻是梅艳芳力荐张国荣演出。最初十二少的戏份只有三页纸，对白不过十多句。据说是定装的一身长衫造型打动了李碧华和关锦鹏，于是为张国荣加戏，电影最终才为如花和十二少各表一枝。
后来张国荣在一次大学讲座里说到这件事：
「这也许说明了，我是一个有魅力的演员，对一个作者而言，或从商业的角度而言，我对观众也有着一定的吸引力跟叫座力，这正是市场的基本需求。」
不过二十年光景，关锦鹏《胭脂扣》里的如花美眷都远去，《长恨歌》的失利将他和郑秀文都压了几年。
在 1990 年代坚持开工拍烂戏让香港电影人有工开的王晶，算是最早瞅准时期来到内地发展的弄潮儿。他在 2016 年接受梨视频采访时就直说，香港电影已不存在，只有华语电影。
在王晶这一辈导演之后，新一代香港导演的创作要不干脆脱离了香港这个土地，如曾国祥；要不如只在香港市场上映，不图大声量，如翁子光（《踏血寻梅》）和黄进（《一念无明》）。
彭浩翔的《人间·小团圆》有过为这座城市立传的野心，但是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是，2014 年上映时，还因为杜汶泽的言论问题遭遇了内地票房滑铁卢。
导演之外，演员上更青黄不接。2019 年，古天乐一人主演 6 部「原味港片」，几乎是部部过亿票房。有媒体戏称，“古天乐宇宙”触底反弹，拯救「命悬一线」的香港电影。
且不说是不是真的救成了。古天乐出道在 1990 年代的 TVB，沾尽了金庸剧的荣光，荣膺过杜琪峰几部电影的男主角。虽然他也没有经历过张国荣那个因为扮相靓就让导演和编剧心甘情愿加戏的时代。但后来的香港年轻小生，连古天乐曾经拥有的平台和机会都望尘莫及。
前不久王晶宣布续拍《倚天屠龙记》大概是这种青黄不接局面的一个实证。王晶选择了林峰饰演张无忌，网友群嘲「年纪太大」，但也提不出其他的人选。因为真的没人了。
有媒体曾经评价，几乎在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英年早逝的名人，他们的遗产和光辉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地区的文化。在 1980 年代的日本，是歌手尾崎丰；在香港，是张国荣。
张国荣的生命连系着香港流行文化及历史的兴衰起落。他在 1980-90 年代崛起成为明星，恰逢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全球金融中心的黄金岁月。他是为成长于香港经济腾飞之初的「婴儿潮」一代准备的青春偶像。
他一度移居加拿大，正是香港回归之前的移民潮。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沮丧和陨落，恰是 2003 年香港艰难时世的对照。
香港造就了他的星途，而他本人也在表演的探索中一次次将「我」高度角色化，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能性，更为香港文化开辟了新的深度与广度。
对于内地 1970 年代以降的人来说，张国荣不仅代表着从录像厅港片记忆里走出的第一代巨星，也是初入人们视野的第一代偶像。
在今日，年轻的追星族们似乎无法理解这些「不营业」的偶像。反过来，「偶像」概念已经无限缩小的今天，诞生的是更基于受众的「定制化」爱豆，似乎再也无法产生张国荣这样有作品、有自我表达、甚至用一己之力反抗文化、改写社会印象的文化偶像。
2003 年，偶像的陨落、现实的夹击，意味着香港过往的荣光真的褪去了。做梦的菠萝油王子已经不再有，剩下只有被股市和楼市压得喘不过气的麦兜。后张国荣时代没有传奇，只有越来越痛的现实领悟，以及越来越少的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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