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合伙人》上映后，人物杂志采访了孟晓骏的原型王强。
王强说，当初他回国不是因为和俞敏洪、徐小平的友情，是因为读到了一个人的自传。
1983年的一天，上海退休老教师蔡光天用卖掉家里桌椅的钱，从五十一中学手中租来了一间5平米的小房间，又请来两个职员，办起了上海市乃至全国最早的民办外语培训机构:
前进进修学校。
由于没钱打广告，老头儿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发油印广告单，还被整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叫去训了半小时。
他的第一间教室，需要把办公桌搬开才能走进去，很快，这里挤满了50个学生。
到了1990年时，前进校已经有了40多个班级，数万学生。那时候的蔡老师风光无限，他能在军舰上开趴体，也能在自己前进大厦的私人俱乐部里招待各界贵宾。
甚至，在浦东没开发的时候，他还囤了50多亩地。
他肯定想不到，一个远在美国叫王强的小伙子，在他的自传里画了多少个红圈。
1993年，蔡光天受邀参加克林顿就职典礼，俞敏洪正式创立了新东方。10年后，俞敏洪的学弟张邦鑫创办了学而思的前身奥数网。教培机构向K12领域的渗透开始越来越凶猛。
年营收从0到50亿，俞敏洪用了20年，张邦鑫用了13年，后来入场的高途陈向东，只用了6年。
到去年，中国K12阶段的教培机构总数接近50万家。万亿市场里，每年涌入的风险资本超过百亿美元。福布斯富豪榜上，教育家的名字越来越多。
直到最近，一个6000字、30条细则的“双减”政策，把这一切都击得粉碎。
浩南问一位身家缩减了9.999成的教育家感觉怎么样。他说你别问我这个黑五类了，可以去问问去年刚拿了20多亿美元融资的老板吧，我要是他就只有俩选择了：
要么一路向西，要么原地归西。
1
在蔡光天开始创业的上世纪80年代，课外辅导有两种，一种是散兵游勇的家庭补课，另一种是正规军，学校会公开收费补课。
接近20年作坊式运行后，2000年初，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里面有句很重要的话：
不得占用节假日、双休日和寒暑假组织学生上课，更不得收费上课、有偿补课。
中国家长是有线性思维的，好幼儿园=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好工作这个等式的平衡，不会因为一个通知就被打破。
所以2000年前后，诞生了很多中国合伙人的故事。
1999年，高校扩招开始，录取率比1998年接近翻倍。而且200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又规定，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
1999年，河北衡水市迎来了第一所“公办民助”高中，滏阳中学。
衡水模式高清北率的神话，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在足够大的范围里掐尖。
以2016年为例，衡中宣传的139名清北生中，文科考得比较好的同学来自保定，理科则来自秦皇岛。全校前18名只有一个是衡水人。
2019年，甚至出现了深圳私立学校从衡水“进口”考生的事情。
衡中能掐尖要感谢以前的教育部周部长，他说过要行成一种全新的教育格局，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校，名校办民校。
全省掐尖的衡中在此后利用超高的升学率和知名度，进一步吸引资本的参与和优秀生源。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当货币贬值时，人们就会倾向于持有硬通货，比如黄金。
浩南看过一个数据。到了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中小学生参加过课外辅导的比例就超过了50%，单算小学生的话，有70%的人参加课外辅导。
为了在等式里占上一席，家长们开始了一切为了孩子上名校的军备竞赛。北大生物学博士张邦鑫就是在这一年开起数学辅导班。
2
去年底，北京新冠肺炎感染者付先生的行程轨迹公布后，很多人为之动容。
每天上班长途跋涉50公里，往返于顺义和海淀的付先生，晚上还要准备考研。到了周末，他第一件事就是：
带孩子上早教班。
谁说中国爸爸都是甩手掌柜的？
最近的南京疫情里，也有一位感染者，在7月10日至20日的10天里，他的孩子结结实实上了10天的培训班。
新东方是2006年赴美上市，2007年开始搞全科教育，那是校外辅导野蛮生长的开始。
很快，国家在2008年出台政策禁止学校和老师与社会机构举办培训班和补习班。接下来的十年里，文件一份份出台，教培市场的规模也一点点扩大。
在北师大高等教育院院长杨东平看来，社会资本进入学历教育这40年：
是一场失败的实验。
一开始人们寄希望于其能弥补教育资源的不足和不均衡问题。然而事实证明，它成为了全社会内卷的大熔炉。不管是民办学校还是校外培训机构，首先抢夺的，都是一二线城市。
市场化的教育体系不仅没有填平教育的城乡差距，反而把马里亚纳海沟挖得越来越深。
今年年初，一段视频也让很多人出离愤怒。一位老太太分别为四家在线教育机构拍广告，她一会儿是教育专家，一会儿是英语老师，一会儿又说自己教了一辈子数学。
这段视频流出没多久，融了几十亿美元的猿辅导，大手笔赞助了春晚，毫无顾忌地宣传自己全国用户突破：
4亿人。
某种意义上，这成为将教培行业驱向万劫不复的最后一根稻草。
教育部最近解释“双减”政策对此作了总结——近年来大量资本涌入培训行业，展开“烧钱”大战，广告铺天盖地，对全社会进行“狂轰滥炸”式营销，各种贩卖焦虑式的过度宣传，违背了教育公益属性，破坏了教育正常生态。
好未来2020年全财年营销费用占总成本的51.76%，新东方在线63.89%，网易有道是64.11%。
根据北京大学估算，现在校外辅导市场相关从业者规模达到750至800万人。800万人里，除了负责上课的老师，绝大部分是做销售、辅导、内容研发、技术、流量和题库等。
现在，家长的焦虑需要一个担责的出口，用杨东平的话说：
教育，就不能用经营企业的思维来运营。
3
去年初，张一鸣在字节跳动8周年庆时，给员工们写了一封内部信。里面说，教育业务必须有更根本的创新。
中国讲究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个道理巨头们都懂。即便是财政入不敷出压力山大的1998年，政府教育支出与财政总支出的比值是18.82%。美国大概是14%，英国德国是11%。
拿每年考生最多的河南省来说，2700万在读学生，教培市场高达3000亿。他们孕育了3家教育类上市公司，后面还有一大批等待上市的公司。
用标准化产品解决差异化问题的互联网思维，做起教育来也是如鱼得水。做新闻、游戏、视频App的经验，可以快速复制到教育领域。
浩南看过一家教育巨头的招聘，他们会先在一个城市找到前5%的名师，然后再从其中抽取不到2%的老师，组建团队。几百人围着这些老师转，最后，招到了超过一万个学生。
这个生意看起来是那么完美。教育企业获得了高估值，教育家获得了高身价。到底什么是好老师，显然他们和领导想得不一样：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过去的十个月，很多行业很多人度日如年。很多人问，为什么一夜之间，我们引以为傲的行业，就成了扫黄打非办的重点打击对象？
我觉得投了很多钱到教育的张磊在《价值》书中说的就很好。他说，真正的投资，有且只有一条标准，那就是是否在创造真正的价值：
这个价值是否有益于社会的整体繁荣。
2000年，拿下北京98%留学英语市场后，新东方进入上海，凭借卢湾体育场做英语讲座等营销攻势，声名鹊起。与之相比，当时上海英语培训的霸主前进进修显得传统而保守。
新东方里满是留洋归来或屡经考场的年轻老师，而蔡光天坚持“不用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些资深教师教了整整18年托福。两所学校风格迥异，在新东方的攻势面前，蔡光天只能看着前进进修学校的市场份额被逐步吃掉。
2008年，当资本开始在教育行业高歌猛进的时候，86岁高龄、半退休状态的蔡光天出席了一个画展，他花200万元买下了汤沐黎的《霸王别姬》，捐给了汶川。
两年后，教育企业家中唯一有正局级身份的蔡光天在上海逝世。这之后，他的前进学院和前进集团逐渐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中。
不知道那幅《霸王别姬》还在不在。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