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作方式：关於艾未未的若干关键字

張鐵志
1.不合作
2000年艾未未在上海和他人策划了一个展览名为「不合作方式」，这可以说为此前的艾未未，以及后来的艾未未下了最佳註脚。
他说，「我觉得任何类型的不合作，本身已经是一种身份的確立和態度的明確，因为至少知道你拒绝与什么合作，这已经定义了你的生存价值的標准，这个是很清晰的，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它不仅是一个艺术的命题，也是一个哲学和伦理的命题。」


2.艺术与政治
你很难去界定艾未未到底是把艺术政治化，或者把政治艺术化？前者指的是，他的「作品」（不论装置、纪录片、摄影）中的政治性，后者指的是他的反抗行动，包括他这几年在大量运以网路作为沟通工具，彷彿一个庞大的艺术计画。
在08年之前，他至多是一个异议的前卫艺术家。但2008年彻底改变了艾未未：奥运、杨佳、川震。他开始写下对社会现实更尖锐的批评，开始用影像介入，开始更积极地用网路与世界沟通。 （虽然更准確的说，是2007 年他在开始「童话」这个作品时，认识到网路交流的便捷性和有效性。）
自此他的艺术与政治已经无法分割。


3.公民与草泥马
你也很难定义艾未未到底是一个古典的启蒙主义者还是一个后现代的顽童。在他许许多多的文章与访谈中，他用最古典的语言去谈自由、平等、正义；他的每一部纪录片都是某个意义上的「公民调查」──要去寻找真相，追求政治责任；但他又常常使用各种谐擬、嘲讽的创意策略来挑衅並让人们发噱。
前者是现代国家下的公民话语，后者是极权体制下草泥马的反抗姿態；两者都是质疑国家权力，但是公民身分意味著一套完整的公民权利，而在中国这当然不存在。所以艾未未说今天他们的公民身分是一个尚在证明的过程中，他们现在只是公民的前身：草泥马。
因此，准確的说法是：「艾未未们」是正在爭取成为公民的草泥马。


4. 表达与可能性
艾未未曾提到艺术对他的意义有两块，一个是表达，一个是可能性。的確，因为对表达与沟通的关注，表达自由成为他的核心价值，且他不断寻找各种表达的媒介，例如纪录片，例如网路。他的第一篇博客只写了十二个字：「表达需要理由，表达就是理由。」
因为对於可能性的重视，所以他说极权体制下不可能有公民──因为「每个人的可能性都被剥除了」。而他的工作就是不断在这个体制下去把边界推的更远，去探索新的可能性。例如在「老妈蹄花」中，他们是要去证明在这黑暗卡夫卡式的官僚迷宫中，是否存在任何法治的可能性。


5.个人与国家
艾未未说他和父亲艾青的差异是：「他的父亲是一个自始至终爱著他的国家和人民的人。而我是一个关心个人的权益和个人生存可能的人。」
对个人的关注几乎是艾未未所有作品的前提；他对公民的定义是：「公民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体不断以个体身分质疑权力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质疑过权力，他根本不是一个公民，因为他没有行使个体的权力。」
所以艾未未批评张艺谋的奥运开幕式是法西斯主义美学；所以他对杨佳这个孤僻少年近乎偏执地关注，因为杨佳的故事说明了一切这个疯狂体制下个人的悲剧；所以他对川震死难学生进行公民调查，以为每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重建尊严（他在慕尼黑美术馆外用数千个书包组合起大字：「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7年」，是我见过最动人的艺术作品）；他在川震週年时，號召推友每人念一个死难学生的名字，集合起一个作品叫做「念」。这都是要证明个人存在的价值。


6.公眾参与
艺术家需要的是想像力，社会运动者需要的是动员群眾，而艾未未以独特的方式结合了两者：他屡屡激发人们的想像力，召唤公眾参与他的政治/艺术方案。


如纪念川震死难儿童的「念」；或者2009年十月一號前几个月，他发起眾人「十月一號齐齐举中指」的行动，大家把照片寄给他；或者2010年十月，当他的上海工作室要被拆除时，他在twitter上徵集工作室拆除方案，最佳方案可获一万元奖励；当次月真要被拆除时，他计画在工作室举办一场拆除河蟹宴，邀请大家来吃秋天的河蟹──最后来了將近一千人，但他自己却不能去。


最惊人的一场公眾参与的政治/艺术行动是，因为北京市地税局要发课公司补缴1522万人民幣税款与罚金，有三万人借钱给他，成为他的债主。这三万人的借钱意味著对一个「国家的敌人」的支持，因而是一场盛大的公民行动。同时，各种借钱的方式（纸钞被摺成飞机丟进他家、匯款单的不同留言）又成为一场充满创意的艺术行动。


当然，这两者的结合之所以可能就在於艾未未对网路可能性的尝试：「网路使个人真正获得了解放，从旧的体系、传统的信息控制中解放出来。信息的自由获取和自由表达是今天的特徵，有了互联网，人作为个人存在才真正开始了」。


在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上，恐怕没有多少人像艾未未一样如此巧妙地结合艺术、影像、科技和政治反抗，尤其是身处在一个当前世上最巨大的威权体制之中。我们有幸共同目睹了──並或多少少参与了──这场创造歷史的艺术/政治行动计画，看著他/他们作为一个草泥马或者公民，用网路开拓沟通的可能性，用纪录片去探求被掩埋的真相，在那片腐臭的废墟上重建个人的尊严与权利，並且，始终「不合作」。

当舌头变成了旅行者

 

1997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一帮昌吉和乌鲁木齐的音乐游民遥遥东进，来到了北京城。这些原来的工人、农民、无职业者和学生，在乌鲁木齐聚气成形，变成“舌头”乐队。

他们是主唱吴吞，干瘦的新疆汉人，除了抱嗓子，还读现代诗，看卡夫卡；

主音吉他手朱小龙，弹一手怪琴，琴声里有别人找不到的和弦和指法，更有变动不居的、神里神经的节奏变化；

节奏吉他手李红军，乐队中的隐形人；

键盘手郭大纲，思路开阔的背景制造者；

贝斯手吴俊德，水平之高完全可以胜任主音，却弹着大多数人听不见的低音；

鼓手李旦，在豫剧团学会打鼓，又将这种民乐血统输入摇滚乐，输出给朋克风、金属风、新疆风、蒙古风……

“舌头”是中国摇滚的残戏。1998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在北京和各地音乐节的舞台上，“舌头”是最具有现场生命感的乐队。他们的演出，不像是表演，更像是将自己献呈在祭坛上，有一种扒开胸膛袒露心肝的直接和震撼。黑偈子般缺头断尾的词，冷箭的说笑，感召式的演说，阴郁痉挛破裂切割式的器乐合奏……凡此种种，都在先锋冒险和政治讽喻中，实践着少数派的审美趣味。

2000年至2002年，“舌头”出版了3张专辑（《油漆匠》、《小鸡出壳》、《这就是你》），共计19首歌曲，每首歌曲都有两个以上版本。这些歌曲主旨大众，但是组词造句方式孤怪，创作意图犀利直接，但是听众接受起来却晦涩难缠，显示着远离话语中心的偏僻个性。结果，歌词上它成了黑话诗学；音乐上它成就了一种阴险的美；录音室糟糕的后期，则将其现场的光芒一举熄灭。“舌头”的专辑是一次连着一次灾难，现场上强大的气场，却找不到新颖而恰当的录音工艺与之对接，3张专辑就这样成了技术上尚待发展的中国摇滚工业的牺牲品。

反抗性是“舌头”的核心，也是这支乐队剧烈燃烧的动力。当时风转向娱乐、时尚、生活、搞笑的方向，“舌头”休眠，部分成员脱落成民谣群体。其中，以吴俊德为核心，周围逐渐聚起一帮器乐好手，形成了一个叫“旅行者”的松散的民谣团体。与“舌头”朋克、金属、带电、大音量的风格相反，“旅行者”走到这一切的背面，玩原声乐器，唱民谣歌曲。主奏乐器变成冬不拉、古典吉他、新疆手鼓，随着歌曲需要，又随时加入新疆特色乐器都它尔、弹布尔、萨塔尔、艾捷克、沙棍，新疆周边民间乐器苏尔笛、马头琴、蒙古三弦、呼唛、萨满鼓、口弦、口哨、箫、竹笛、埙，其他民族民间乐器手风琴、口琴、提琴、非洲鼓……

结果，“旅行者”成了一支弹拨乐无比茂盛、带着西域游牧及草原风味的民风浩荡的乐队。更重要的是，2010年前后，随着它在新疆、中原、南方的穿插跑动，它成了流动的新疆民谣制作基地。依附于“旅行者”强大的演奏阵容，伴随着它悠扬的西部琴声，一批西部歌手进入中原，声音传播到四方，成为中国民谣场景中地域色彩分外鲜明的一支生力军。

这支“新疆兵团”制作、推出的歌手主要有——

吴俊德：《旅行者》专辑（2010）是吴俊德的南行记，记录了作者从新疆乌鲁木齐到西藏拉萨的旅程。地理上的移动逐渐内化为心路的历程。足迹越走越远，地势越走越高，歌声越来越沉默。最后，歌手的面容与野花、与庙宇、与蓝天融在一起。

张智：克拉玛依人张智的《尼勒克小镇》（2011），是一张充满了传说气息的专辑。音乐听起来非常悠长。它的悠长是地理上的也是时间上的，是歌唱上的特色更是那片土地上生命的个色。伴随着像是上世纪70年代男声小合唱的声音，多少往事在西部掠过，多少景物在西部飘过，多少时光在西部逝去，多少生命在西部消失。在消失，一个漫漫的、浩大的、悠远的时空。

王啸：《黑马河的儿子》（2007年制作，2010年发行）也是一次疆藏之旅。这个克拉玛依人骑着马，在荒原和戈壁上整整走了半年，之后待在西藏8年，录音却只花了两个钟头，第二天一大早就匆匆离开北京，回到了西藏。《黑马河的儿子》肃飒焦枯，神秘荒芜，于干蓬简瘦中蒸腾出亚洲大陆内部的酷烈黑气。它的乐器极简，乐风却强烈，几乎只用到了冬不拉和鼓，偶尔加上吉他、口弦、弹布尔，每首歌的乐器最多不超过三样。其中，王啸如干柴般的冬不拉和像苦行僧般的黑色人声，格外突出。

小舟：哈密人小舟现在长住北京。与以上三位比起来，小舟的歌曲题材比较通俗，差不多继续走在王洛宾、刀郎（罗林）所走过的道路上，用那片辽阔边疆上千年不落的旋律，继续编织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在远方》（2008年制作，2010年发行）唱给爸爸、妈妈、爱人、友人、故乡、远方，在清澈的西部琴声中，唱着歌手的怀念和回忆。

总体上看，“舌头”是一支非常有思想的乐队，即使放在整个世界摇滚乐的背景上，“舌头”的思想性也是突出的。“诗言志，歌永言”，抒情，是歌曲必然拥有的本质；“舌头”的抒情性却几乎被它的思想性完全压倒。它的思想是种边缘思想，有着远离中央的孤旷，因其远离，意外地拥有了突破格局羁绊的开阔和突破体系纠缠的尖锐。

所以，当“舌头”的旧部变成了“旅行者”，从“铁骑突出刀枪鸣”变成了“小弦切切如私语”，变成了整个中原大地上已经阔别了差不多20年之久的西部弹拨乐的优美，这巨大的反差，令人震撼。

曾经，吴吞是“舌头”的口，也是“舌头”的大脑，那些匪夷所思的词，无疑来自于他。“舌头”休眠之后，他也变成了静谧的民谣歌手，却是一个跑单帮的，并不与“旅行者”同行。2009年，他出版了诗集《走马观花集》，在此前后4年时间，差不多只有两首单曲流传，但民间赞誉声隆。《时候到溜》收录在周云蓬牵头制作的慈善童谣合集《红色推土机》中；《一万个名字》，似乎有把自由体的长诗唱成歌曲的倾向。它们继续是思想的重量载体，但是变得优美安静，极度的优美安静。有一个评论说：“那个十年前最具反叛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摇滚乐队的灵魂人物如今已然成仙，舞台上他自弹自唱，将手中的木吉他硬是扭着劲弹成一张古琴，顺口吟唱的唐诗已经褪掉所有不必要的雕饰，像说书先生的定场诗，将听者安静地聚拢过来。”

而那些没有变成歌手的“舌头”，则成为活力四射的乐手，继续活跃在一些有着强烈民间特色和先锋锋芒的摇滚乐、民谣、民族音乐队伍中，如“大忘杠”、“杭盖”、左小祖咒、IZ、万晓利……这是2010年之交的精彩一幕：各路歌唱队伍，为民间精神和民族传统发动，摆脱摇滚乐和吉他民谣的桎梏，实际上是西方话语的桎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却隐形未明。这是中国摇滚和民谣向艺术化、先锋性、民族性进发的一个转向，剩下的几只“舌头”，李旦、郭大纲、朱小龙，就在其中藏头露尾，放射着能量。

王立军案件庭审及案情始末

繁华落尽 梦醒无馨

王立军案件庭审及案情始末

 作者:李斌、杨维汉

新华网成都9月19日电（记者李斌　杨维汉）9月17日至18日，王立军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依法开庭审理。 　　法庭上，检察机关出示了有关证据，王立军自行委托的两位律师进行了辩护。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一） 　　2012年2月6日至7日，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事后，侦查机关依法对此进行调查。6月30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依法终止王立军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2012年7月22日，经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王立军因涉嫌叛逃罪由成都市国家安全局执行逮捕，8月2日侦查终结后移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王立军涉嫌徇私枉法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于8月2日移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王立军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分别于8月8日、9月1日移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9月5日，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王立军涉嫌犯罪提起公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 　　9月17日，王立军涉嫌叛逃、滥用职权案因涉及国家秘密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9月18日，王立军涉嫌受贿、徇私枉法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其中副院长钟尔璞担任审判长；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昕等3位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亲属、媒体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部分群众旁听了公开庭审。 　　被告人王立军，1959年12月26日出生，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人。2007年底，时任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与薄谷开来（已判刑）结识。后王立军被调往重庆市，先后担任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党委书记、局长，副市长等职，一直与薄谷开来一家来往密切。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违背查禁犯罪职责，徇私枉法，明知薄谷开来有故意杀人重大嫌疑而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诉，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人王立军作为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外国驻华领馆，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被告人王立军滥用职权，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先后对多人使用技术侦察措施，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人王立军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05万余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徇私枉法罪、叛逃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庭上，公诉人、辩护人分别讯（询）问了被告人。公诉人通过多媒体展示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视听资料等证据，进行了举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还就案件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法庭辩论。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意见中指出，被告人王立军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严重，教训令人警醒。作为公职人员，应当严以律己，清正廉洁；作为执法人员，更应坚守法律信仰；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观念。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无论是谁，只要触犯了法律，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王立军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表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我知罪、认罪、悔罪。”他说，我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希望通过审判挽回和消除在国际国内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同时希望通过审判警示社会，让更多人从我身上吸取教训。面对培养关心我的组织、社会各界和亲人，我要在这里真诚地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 　　（二） 　　王立军私自进入美领馆滞留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对其反映的薄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的问题高度重视，成立复查组，依法复查并侦破了“11·15”案件。 　　王立军的揭发检举，客观上对侦破“11·15”案件起到重要作用，为何还要起诉他徇私枉法？王立军和薄谷开来一家的矛盾是怎样产生并逐步激化的？是什么原因促使王立军叛逃？ 　　根据记者旁听法庭公开审理情况、媒体通气会和办案机关介绍，王立军案件的全过程和关键点逐渐明晰： 　　——徇私枉法。 　　薄谷开来及其子薄某某与尼尔·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薄谷开来认为尼尔·伍德威胁到其子人身安全。 　　2011年11月12日，经与薄谷开来等人商议，王立军以尼尔·伍德涉嫌毒品犯罪为由，安排对其实施监控。 　　11月13日晚，薄谷开来、张晓军（重庆市委办公厅原工作人员、薄谷开来家中勤务人员，已判刑）在重庆市南山丽景度假酒店将尼尔·伍德投毒杀害。当晚12时许，王立军与薄谷开来通电话，得知其在酒店与尼尔·伍德见面、喝酒等情况。 　　11月14日中午，薄谷开来在自己住处当面向王立军讲述了其投毒杀害尼尔·伍德的具体经过，王立军进行了秘密录音。 　　薄谷开来在证词中说：“11月14日中午，王立军来到‘三号楼’（薄谷开来住处），当天见到王立军以后，我详细告诉了他13号晚上我去见尼尔及实施投毒的过程。他让我不要再去想这件事，今后这事和我无关了，还让我把案件的记忆抹去。我讲我有点担心，他讲过一两个星期就好了。” 　　公诉人当庭出示的录音材料显示：该音频资料的对话人为王立军和薄谷开来，其谈话内容为薄谷开来将毒杀尼尔·伍德的详细过程告知王立军。 　　11月15日，尼尔·伍德被发现死亡后，王立军指派与薄谷开来关系较近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维国（已判刑）负责该案的办理，但没有向郭维国等办案人员告知其所掌握的薄谷开来涉嫌杀害尼尔·伍德并有录音证据的事实。尔后，王立军又打电话给已到案发现场的分管刑事侦查工作的副局长黄某，要求其返回单位，不再负责该案办理工作。王立军在供述中称：“当时自己的私心占了主导，不想直面这个案件。” 　　11月16日上午，郭维国、李阳（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总队长，已判刑）、王鹏飞（重庆市公安局技术侦察总队原总队长、渝北区公安分局原局长，已判刑）、王智（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原常务副局长，已判刑）做出尼尔·伍德系酒后猝死的结论，王立军未提出异议。 　　11月17日，王立军主动将郭维国等人现场提取的记录薄谷开来到过现场的酒店监控录像硬盘交给薄谷开来。薄谷开来在证言中说：“王立军对我说这是南山丽景酒店的监控录像硬盘，录像显示我去见过尼尔以后，再也没有其他人去过。他的意思是为了保护我。” 　　11月18日，尼尔·伍德尸体在当地火化。当晚，王立军将该情况电话告知薄谷开来。张晓军在证言中称：“2011年11月18日晚上，王立军给我打电话让薄谷开来来接，薄谷开来接过后说，王立军来电话说了8个字‘化作青烟，驾鹤西去’。” 　　面对涉嫌故意杀人这样的重案，王立军知情后为何不仅不依法履职，反而故意包庇薄谷开来不受立案侦查？ 　　王立军在供述中称：“到重庆以后，我就经常去薄谷开来家。我觉得薄谷开来对我挺不错的。”我明知该案如果他杀成立，会是重大案件，但为了不得罪薄谷开来，我回避了这个案件。“说句实话，这个案件如果不是牵涉到薄谷开来，我肯定会安排多管齐下，早就把这个案件查清了。” 　　公诉人指出，一系列证据证实：王立军明知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却故意包庇，不去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矛盾产生。 　　虽然王立军与薄谷开来关系密切，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证据显示，“11·15”案案发前，王立军和薄谷开来就因为种种原因产生过矛盾。 　　2011年8月12日，薄谷开来之子薄某某有事想见王立军，王立军人在重庆市区但不想见他，就让司机说自己在万州，结果薄某某在夜赴万州的路上差点出了车祸，薄谷开来因此对王立军很生气。 　　“11·15”案件发生后，薄谷开来担心案情暴露、采取了毁证等一系列行动，王立军对薄谷开来不断折腾、知情面不断扩大产生不满。 　　2011年12月14日，薄谷开来专门设宴，请参与“11·15”案件办理、替自己掩盖杀人行为的李阳、王鹏飞、王智等人吃饭。 　　王立军在供述中称，第二天，郭维国带着王智和王鹏飞来到北京，我当着郭维国的面把王智和王鹏飞骂了一顿。我认为应该是我骂他们的话传回了重庆。从去年12月14日以后，薄谷开来就跟我变脸了，接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没有以前热情了，开始对我防备。郭维国、王鹏飞、王智证言也证实了上述情节。 　　2011年12月底，王立军身边4名工作人员被非法审查。王立军和薄谷开来的矛盾越来越大。 　　相关证人证言显示，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向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反映薄谷开来在“11·15”案件中有重大作案嫌疑，29日上午受到其怒斥，并被打了耳光。当时在场的郭维国在讯问笔录中称：“打了王立军，这个矛盾就公开化了。” 　　矛盾激化后，王立军当日即安排李阳等人重新调取证人证言，妥善保管尼尔·伍德心血等关键物证，重新整理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证据材料，并提供了其秘密录音资料。后又将整理的卷宗交由李阳等人转移、保管。 　　王智在讯问笔录中称，1月29日，王立军把我和王鹏飞、李阳喊到他办公室，让我们把“11·15”案件重新整理卷宗。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制作了卷宗。王立军让我、王鹏飞和李阳分开保管，要放在安全的地方。 　　王智还说，我知道王立军当时和薄谷开来“翻脸”了，不然王立军也不会让我们整理这些卷宗，他启动这个案子应该有他个人的目的。 　　——私自出走。 　　2012年2月2日，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工作分工被调整，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2月初，王立军身边另外3名工作人员又被非法审查。王立军感到自身处境危险，遂产生叛逃的想法。 　　2月6日，王立军以洽谈工作为由，借故取消原定公务安排，于当日14时31分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重庆市有关部门证实，期间，重庆市委、市政府没有任何公务活动安排需要副市长到成都开展工作，没有任何公务活动需要副市长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进行外贸、外事接洽，也没有安排包括王立军在内的副市长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开展外事活动。 　　起诉书显示，在美领馆内，王立军与美领馆官员就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等事项作了短暂交谈后，即称因查办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求美方提供庇护，并书写了政治避难申请。 　　经重庆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劝导，王立军于2月7日23时35分自动离开美领馆，愿意接受调查。 　　——揭露案情。 　　王立军离开美领馆后，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了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问题，提供了所整理的相关证据材料，还写信给李阳要其向复查尼尔·伍德死亡案件的有关公安人员交出心血等关键物证。 　　公诉人指出，被告人王立军整理的卷宗材料能够证实，薄谷开来有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犯罪嫌疑。 　　王立军自动出馆后，公安部根据王立军反映的情况，依法对尼尔·伍德死亡案复查。2012年8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薄谷开来、张晓军作出有罪判决。 　　——牵出他罪。 　　王立军案侦查过程中，有关方面陆续接到对其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的反映和检举，侦查机关高度重视，经依法调查取证，掌握了相关证据。 　　起诉书显示，2010年以来，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先后对多人使用技术侦察措施，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记者在庭审现场了解到王立军涉嫌受贿的主要事实：2009年4月，王立军在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其一直系亲属调北京某部门工作，因为没有房子，收受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出资人民币285万余元在北京购置的两套住房，并以其岳父名义办理了购房手续。事后，王立军当面向徐明表达了感谢。同年7月，王立军接受徐明的请托，指令重庆办案部门将已羁押的潘某、王某、张某予以释放。 　　2008年9月、2009年11月，王立军在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局长期间，大连世源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俊世先后两次为其支付在重庆租住的别墅租金共计20万元。2009年10月，王立军接受于俊世请托，指令重庆办案部门将已羁押的杨某某予以释放。 　　——检举立功。 　　王立军在接受调查期间，揭发了他人重大违法犯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办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庭上，辩护人为王立军做了罪轻辩护，充分发表了辩护意见。辩护人提出，王立军自动离开美领馆，其叛逃行为应认定为犯罪中止，应减轻或免除处罚；王立军在徇私枉法中有自首行为，不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而应认定为“情节严重”，请法庭予以充分考虑。 　　公诉人指出，叛逃罪属于行为犯，一经实施，就属于既遂，被告人经过事先预谋，以洽谈工作为由进入美领馆，滞留馆内并书写政治避难申请，属于犯罪既遂。王立军犯叛逃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叛逃的主要犯罪事实，属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王立军身为公安局局长，对故意杀人重罪不履行查处的职责，在徇私枉法犯罪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犯罪应属情节特别严重。王立军后来要求重庆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对薄谷开来涉嫌杀人案重建档案、调查补证、保留物证；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的问题，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积极协助复查，为公安机关侦破该案起了重要作用，可以对徇私枉法罪酌情从轻处罚。王立军揭发了他人重大违法犯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办发挥了重要作用，有重大立功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三） 　　王立军案举世关注。从侦查、起诉到开庭审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案。 　　在侦查阶段，四川省成都市国家安全局、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和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分别制定了周密的侦查讯（询）问方案，调查了相关当事人和大量知情人，掌握核实了大量证据，并依法告知王立军有权委托律师。 　　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收集、形成的证据等全部案件材料及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多次提出补充侦查意见，并及时向犯罪嫌疑人送达了权利义务告知书，依法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王立军自行委托的律师依法查阅、摘抄、复制了案卷材料。 　　案件提起公诉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向被告人及时送达了起诉书副本，依法对开庭时间、地点予以公告，并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分别送达了开庭传票和出庭通知，依法告知了相关诉讼权利，依法保障了辩护人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和会见被告人等权利。 　　庭审前，王立军的辩护律师15次会见了被告人。王立军的辩护人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王蕴采当庭表示，开庭前我们多次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案卷。 　　参加旁听的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辜明安表示，庭审中，控辩双方充分举证质证，法庭认真听取了检方的公诉意见和辩方的辩护意见，充分体现了控辩平等的司法理念，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来自成都市成华区桃源社区的居民吴群芳在庭审后说，通过庭审，我们了解了王立军案件的来龙去脉。相信法律的天平是公平的，我们期待人民法院的公正判决。

来源: 新华网 | 来源日期：2012-09-19 |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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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香港男人的伤感，一部港产三级片的追求

工作人员为江西演员莫绮雯梳理头发。七位女星，内地人占了四位，香港人仅一位。在情色的包装之下，《一路向西》的背后，讲述的其实是一代香港人的成长困顿和牢牢死守的“美好回忆”。 （《一路向西》剧组 供图）

45元，买一张由香港出发的车票，可以走多远？香港电影《一路向西》男主人公手拿的车票上，写着模糊的地址：“香港——北上”。

列车在香港的夜与雾里穿行。镜头慢慢拉远，窗外的山丘幻化为酒池肉林。音乐轰然而起。

这是一部港人北上寻欢为主线的电影，2012年9月20日在香港正式公映。9月6日的试映场，放的是IMAX3D版。当人体横陈布满整张银幕时，仰面观看的四百名观众顿时成了小人国里嗷嗷待哺的孩童。

映前三天，日本导演北野武在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被问及会否尝试3D技术时回答：“也就拍情色片还有点用，其它没啥用。”

2011年《3D肉蒲团》以“3D+情色”横扫香港影坛，4100万港币的成绩成为年度港片票房冠军，也是香港史上最卖座的本土三级片。原班人马2012年拍摄“青春性喜剧”《一路向西》。

在情色的包装之下，《一路向西》的背后，讲述的其实是一代香港人的成长困顿和牢牢死守的“美好回忆”。

香港人都知道邓一君

“我不喜欢情色的部分。”电影编剧、导演胡耀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更愿意说起原著网络小说给予他的情感共鸣。

另一位香港导演叶念琛以拍摄港式爱情电影见长，当晚他以普通观众的身份观看了与其风格迥异的《一路向西》。

“很喜欢。讲出了这一代香港男人的伤感。”叶念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片末，男主人公端坐在车厢内，双手捂脸。列车服务员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答：“没什么，只是有点伤感。”

明眼人一看即知这幕来自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更何况，原著作者的笔名就叫“向西村上春树”。

因为这句台词太文艺，全场一片哄笑，如同看到周星驰在银幕上流泪。

“改编自网上第一霸气甜故。”对于不谙熟港式网络语言的观众来说，《一路向西》的这句广告语有点拗口。

“甜故”不是甜蜜的故事，是咸湿的

故事。从2008年开始，香港高登讨论区的网友渐渐把“咸故”换为“甜故”。“香港网络大典”对此的解释是：“甜”字更能表达网民对色情文学的爱好。

高登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讨论区网站，“艳照门”的发源地，爆发过宅男与港女的骂战，也产出“向西村上春树”这样的“另类网络小说作家”。

“有点像内地的天涯社区。”近年对内地文化有所涉猎的胡耀辉这样形容。

“向西村上春树”今年27岁，高登会员，ID号为117930，职业、相貌不明。电影《一路向西》的前身是他撰写的网络小说，2011年开始在高登连载，开篇那句“建立了二十多年的价值观，会在打一两次冷震的刹那间完全地崩溃”一时传为金句。小说在2012年初出版，单行本发行量已超过3万册，被视为“时下香港宅男的必备读物之一”。

2012年初，制作过《3D肉蒲团》的中国3D数码娱乐有限公司对外宣布买下电影改编版权。男一号“向西”一角落在演员、模特张建声的头上。

“不觉得他很像邓一君吗？”一些香港人看到银幕上的张建声会问。

不熟悉港片的人对“邓一君”这个名字会很陌生。1993年，由陈可辛监制、邓一君主演的《记得……香蕉成熟时》曾是一代香港少年成长的鲜活写照。那时演父亲的是曾志伟，演母亲的是冯宝宝，演梦中女神的是琼瑶片玉女吕秀菱。此后还拍过两部续集。

“邓一君”代表了标准的香港正太：斯文俊朗、稚嫩懵懂。二十年后，张建声戴上黑框眼镜、耷拉下眉头，新一代香港宅男的代言人就出现了。

张建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跟“向西村上春树”通过电话，讨论角色。不过，有一点“向西村上春树”没法教他：如何跟六七个女演员依次演情欲戏。

最长的一场对手戏拍了三天两夜，“拍不完不许出去”。

拍的是“甜故”，汗水仍是咸的。张建声与女星都累出了病。

导演胡耀辉为演员说戏。场景是深圳某酒吧。港女难缠，曾是港男寻欢的一大借口。 （《一路向西》剧组 供图）

“港女的胜利”

山东女孩张暖雅刚到香港不足半年，已在电影《喜欢夜蒲2》和《一路向西》里出演角色。34D的身材，国际化的面孔，不怯场。香港娱乐圈乐见这样的新鲜血液。

张暖雅饰演“向西”留学英国时的女友。在参演的七位女星当中，张暖雅的尺度不算大，只用肢体语言演绎了小说里广被传诵的金句：她抚摸起来“很有阿仙奴（阿森纳）的味道，不断在禁区外围犹豫地推来推去”。

七位女星，香港人仅一位，来自内地的占了四位。2011年的《3D肉蒲团》，一脱成名的女星蓝燕也是来自内地。

电影里香港男女谈恋爱是乏味的：手边放着《海边的卡夫卡》与《小团圆》，你一句张爱玲我一句张小娴，画外音一番自嘲，观众笑了。另一面，“向西”与一位内地女子以这样的开场白相遇：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思。”“是哪个‘思’？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个‘思’吗？”

港女难缠，曾是港男寻欢的一大借口。“一买一卖公平交易，比起某些尔虞我诈的爱情游戏，其实可能更好。”这是“向西村上春树”的意见。

胡耀辉回忆，大约从八年前开始，港男与港女之间的骂战就在高登讨论区展开，此后愈演愈烈。在网上广为传播的“港女的101宗罪”里，详细罗列了她们的特质：喜欢名牌、贪慕虚荣、认识男人要财要貌……

“对骂了几年，这些年淡下来了——港女也变成了剩女。”胡耀辉说。

到了2012年，香港导演彭浩翔的电影《春娇与志明》里，港女还在反击：“男人过了罗湖桥，就唔系人（注：粤语，就不是人）。”不过，剧终时，北上的余文乐最终离开杨幂，回到杨千嬅的怀中，被评论认为是“港女的胜利”。

电影监制孙立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路向西》会专设多场“女性专场”，让她们平心静气地看电影、想问题。

标准港男张建声表示：从他的角度来看，“向西”还是会选择港女，“始终是她们在挺我”。

打从开始就是输家

投资《一路向西》的老板萧若元、萧定一父子，这次并没有在媒体面前露面。在香港街头看到印有萧若元头像的招贴画，上书：“智勇相传，守护香港。”与娱乐无关。

“电影还是不想沾上太多敏感的东西。”胡耀辉表示。

《一路向西》的主创们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的是“时代感”。“时代感”投射在这一代香港人身上，就是不开心。

“工作、爱情不如意，去另外的地方找契机，还是找不到。”胡耀辉形容自己这一代，“阿爸是最后一批出头人。”

香港学者吕大乐2007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把从二战前生长至1990年代生长的香港人分为四代：在安分宽容的第一代陆续退下舞台之际，“战后婴儿”却未能为下一代提供更开放、更公平的环境，以致第三代人深感出头无期，第四代人打从开始便是输家。

港女期待这一代上位遥遥无期的港男既有钱又有时间陪她们，基本无解。

“这一代的共同之处是，永远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知道自己不要什么。这是个没有答案的时代。”

因此，“向西”坐在风雨飘摇的列车里，“有点伤感”。

http://luo.bo/31011/

白鹿原影评：不见白鹿，只见小娥

【城市画报 2012年五月刊】来源点击via

【Spoiler Alert! 以下内容涉及轻微的剧情泄露，可能影响观看。本篇评论所涉及的电影版本是2012年香港国际电影节（HKIFF）版本，即175分钟的龙标版。所叙述内容如果与完整版、柏林版以及内地公映版有较大出入，本人概不负责。】

上半年会引发版本争议的有两部片子，一部是台湾魏德圣《赛德克·巴莱》，一部就是王全安的《白鹿原》，他们的最初版本都是片长惊人。相比之下，魏德圣还可以解释为删减能让观众更好地去欣赏，但王全安更多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从去年制造首都文艺各界好评如潮的声音，再到年初参赛柏林抛出删减过身的无奈。这一出戏，内地观众似乎并不陌生，那就有如虚造个禁片之名，立马增加了同情分。以顾长卫为例，他的三部长片无一不是说遭到了删减，损害了创作。但类似的事情，你身在中国，拍禁锢最深、钳制最紧的电影，实在无人能够幸免。然而，《白鹿原》引发的声音反弹似乎更为强烈，这一方面大概是跟有国营背景的西影厂参与投资有关，另一方面，《白鹿原》是荣获过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读者众多，影响深远。

如果引述作者陈忠实的说法，他对《白鹿原》的成片效果很满意，超乎想象。然而，他针对的是最初的220分钟版本，至于后来版本，包括国内公映版的面目尚无从知晓，去年卖力猛夸的恐怕要找一些托词借口了。删减对《白鹿原》的损伤确实很大，但是，如果凭借想象去填充整部电影，生造出一些好感，似乎也无此必要。

在我看来，《白鹿原》散发出第五代导演的浓烈气息，影片与《黄土地》和《红高粱》有异曲同工之妙（片名同是颜色系），人的命运与土地密不可分——正如片中不时出现的广袤麦田。电影通篇采用mastershot（主镜头）拍法，保持身段和距离。即便有激烈冲突、人物情绪大爆发，镜头始终都不愿意凑近一些，近乎呆板地定在那儿（以远景和中景为主），同时，导演也不想在剪辑上做些调整，前半段的节奏平稳得惊人，后面又失于散乱。因而，无论看没看过《白鹿原》原著，观众都必须要气定神闲。

王全安暴露了他的惊人野心，他试图通过一部耗资巨大的史诗片来奠定自身地位，引领新一批导演的商业大潮。如果《白鹿原》真以完整版上映，其规模架势和残酷结局，绝对不逊色于他迎娶张雨绮的“鸽子蛋”。只是，正如刚开拍时外界的顾虑，《白鹿原》书中有诸多与性有关的描写，那肯定是审查忌讳，一旦去掉这些，那拍摄《白鹿原》又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岂不料，放在中国，当性与政治一起搬上台面，后者反倒成了不能说的秘密。

参照最初的完整版本，《白鹿原》被删减的地方大多是出于政治考量，同时片中也有一些近乎谄媚或者是讽刺的台词。删减对后半段的损伤尤为明显，直接拿掉了抗战后的段落。太过直接的动刀，造成了人物命运的不知所踪。电影开头是三个小孩：白孝文、鹿兆鹏和黑娃。末了，三个人的命运都没有交代，不知所踪，只剩下踉跄的老家伙，目睹祠堂被炸，灰飞烟灭。仅就这点而言，《白鹿原》的架构已经被完全破坏，父子反目是铺垫到位了，但上下两代人的传承关系只交代了一半，白鹿的传说估计也成了封建迷信。至于有些观众抱怨书中白灵等角色被删，这些都是改编剧本要做的牺牲，毕竟光是这样，《白鹿原》已经显得人物众多，内容庞杂。

《白鹿原》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它保留了原著里赤裸裸的原始欲望，下半身的台词桥段尤其多。从泡枣到撒尿，书中得来，全不费功夫.化为影像，当真也是肆无忌惮地挑战着审查尺度。至于对土地的感情，镜头已经说明了一切。王全安对那片麦田的爱意远远超过了田小娥，寒来暑往，串接转场，反复出现，反倒有偷懒和不会讲故事之嫌。基本上，王全安还是采用了第五代的叙事方法，不重细节，偏好全貌。众多人物极力克制着情感，惟有田小娥这样的女性风骚难耐，愈发张扬。此外，电影的场景道具和美术服装也还不错，时代还原做得挺到位。大银幕上看老腔的演出，气势不凡。当然，这背后原因很可能只是砸钱二字。

缺点方面，删减占去了很大一条。删减以外，《白鹿原》依然犯了群众演员糟糕的中国式大片通病，他们要么表情木讷，饥民不像饥民，要么只会振臂高呼，把领便当的心思暴露无遗。可以说，在有名有姓的人物角色以外，王全安完全放弃了这块领域的努力。仅就群演这点，那些看过最初版本就大喊划时代杰作的，当真可以休矣。尽管有人解释说，那是为了制造舆论，进行施压，但回头来看，类似前期宣传的案例太多，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捧杀。

相比之下，其他职业演员的错误和不到位都可以原谅，比如说张丰毅太收、吴刚太放，那是眼光问题，并不是硬伤。当然，所有人都可以原谅，惟独饰演田小娥的张雨绮无法原谅。我并不反对导演把女演员当缪斯女神，只是，当女演员是他老婆，这般情况大多会搞砸。我更无法理解柏林电影节时有关张雨绮演技脱胎换骨的传闻，在其他人都有不可逆的损伤时，田小娥的命运是有始有终，甚至死了还有戏（造庙）。光是这些，足可见王全安对张雨绮的爱意有多深，指导过度，近乎过火。准确说，在前半段，在段奕宏（黑娃）出跑前，张雨绮的戏份都还可以接受。但这黑娃一跑，她就失了魂似的。跟人莫名其妙地搞上，各种太超过的演绎方式。饿了个半死还要躺在床上，露出香艳的锁骨。可以说，她后面的表现，完全游离在故事需要以外，也把整部电影变成了“田小娥”。

只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从祠堂到白嘉轩，他们的存在才是白鹿原的悲剧所在，压抑引发了叛逆，导致反抗。《白鹿原》遗憾的地方在于后半段，当故事离开了主线索和轴心人物，田小娥栖息的破窑洞成了主场景，更有不搭嘎的进城一段，演起了皮影戏，暴露了王全安过度展示传统的缺陷，当真是走电影节路线导演的一大通病。相比苦难的横陈，这类脱离于剧情故事的陈列型段落，实在毫无必要。至于苦难本身，说起中国的农民，就连剧中人都会兀自感叹一番。因为本来就很苦，无所谓再苦一些，再惨一点。

电影《白鹿原》的背后，家族恩怨被弱化，同时白嘉轩也并不知道，他在成为受害者的同时又扮演了施害者的角色。与主动施害不同，他是恪守祖训族规，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惨剧。由白鹿原往上，历次政治运动以闹剧般的方式开始，又闹剧般收场。无需联想，这大抵也说明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环境，家长与族长的大家庭，无法逾越的权威，总是难以动摇。当下一代急欲摆脱上一代（父辈）的命运悲剧，结果他们挣扎一番，又重复着他们的故事。

“风花雪月评凡事，笑看奇闻说炎凉，悲欢离合观世相，百态人生话沧桑”。本来接着麦田与粮食的话题，电影在结尾处大可抛出农民与脚下土地的关系影响。只是，当几个人物凭空消失后，电影也草草结束，这故事都没讲完，剩下的只能去依靠想象吗？

海口车展继续给力 肉展被禁秀画展

在9月的海口汽车展上，上演了一幕上身全裸人体彩绘秀，吸引了大批观众的眼球，大家争相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QE3加速金本位回归步伐

    刚刚打有麻将的时候一直在想美联储要搞QE3，这次丢脸丢的很大，因为之前跟很多人吹牛说美国不可能搞QE3，不知道他们是赔是赚，╮(╯▽╰)╭，真是二逼啊


    从道理上说，美联储QE3的这些措施完全是没必要的。因为美国失业率高企，是结构性的，单纯的刺激政策未必见效。譬如奥巴马就曾问策已故苹果总裁乔布斯——苹果公司为何不在美国本土开工厂？而将生产线搬迁到中国？乔布斯回应奥巴马总统：那些工作不会回来了，苹果公司修改一个产品方案之后的十二小时内，中国大陆工厂的工人们就嘴里叼着面包和饼干在生产线上开工，而美国工厂要达到同样要求，起码在三个月以后。

    从道理上说，美联储QE3的这些措施完全是没必要的。因为美国失业率高企，是结构性的，单纯的刺激政策未必见效。譬如奥巴马就曾问策已故苹果总裁乔布斯——苹果公司为何不在美国本土开工厂？而将生产线搬迁到中国？乔布斯回应奥巴马总统：那些工作不会回来了，苹果公司修改一个产品方案之后的十二小时内，中国大陆工厂的工人们就嘴里叼着面包和饼干在生产线上开工，而美国工厂要达到同样要求，起码在三个月以后。

    以上两段文字皆为拼凑，一笑而过吧

一个最最伟大的社会制度就这样GAME OVER了

1991年12月25日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为立国69年的苏联划上句号。

      69年！！

      一个自人类文明产生起，最最高级的最最科学的最最理想社会制度，就这样Game Over了！

      现在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忆苦思甜，我们再回忆一下，看看苏联解体前的几年，苏联发生了什么。

一、举办莫斯科奥运会，获得金牌总数第一
图01

图02

      第二十二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80年7月19日至8月3日在苏联莫斯科举行，这是奥运会首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行。其主会场是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
      苏联以80金，69银，46铜，合计195的成绩名列首位。

二、发射和平号空间站
图03

图04

      1986年2月20日发射和平号空间站

三、流血事件每年近二十万起
图05

四、维稳经费和国防经费持平

图06

五、出兵阿富汗

图07

图08

      1979年12月27日深夜，前苏联特种部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向戒备森严的总统府发起突然袭击，靠谋杀前总统夺权上台的阿明在苏军夜袭行动中丧生，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六、发生重大事故，不追究

图09

图10

七、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造成史无前例的生态灾难

图11

八、贪腐盛行

图12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 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 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据 1963年10月20日苏联《消息报》和 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300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九、高通货膨胀

图13

      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优先发展重工业开始，导致轻工业和粮食方面发展不足，致使百姓的消费和购买力不能紧密配合。通货膨胀就开始了，由于以后苏联都是采用斯大林政策，通货便不断积累，加之70年代后权力机器严重缺损戈尔巴乔夫的“资本主义性民主”改革不灵，恶性通货膨胀加剧。

      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下列图片仅为排版美观考虑，与本帖主题无关，如有雷同，纯属操他妈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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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