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3日 星期六

暴富游戏:城乡结合部的美丽网红们

假如你要在直播间不断地试衣服,你需要克服很多障碍。小辰开始认为,这件事“极其恶心”,但她忍受着。“不信你试试看,站在镜子前,五六个小时不停地脱了穿,穿了脱。”小辰垫着脚,踩着一堆没有拆开的衣服的间隙,走到直播区域。这里被布置成客厅的一角,一张淡黄色的沙发,一座小小的圆形T台,画着梅花鹿的泡沫背景板,花瓶里插着干芦苇。“这是最贵的,700多。”小辰指着一把淡绿色的靠椅,这是她刚入行时买的。
直播间透露出一种粗糙的气息:它同时又是仓库,一半被开辟为直播室,另一半则堆满了上千款的样品,衣服、鞋子、包包以及各种面膜,空气里弥漫着新拆封的衣物染料的味道。桌子上放了助理点的外卖,来自于附近的街边小店。
工作室旁边是一家锦旗制造公司,办公室里插满了鲜红的样品,写着“妙手仁心”、“终于职守”、“耐心爱护”,一个中年女人正在清点账目;对面的房间被一户人家改成了住宅,一位小男孩在端着饭碗,坐在暗红陈旧的沙发上看电视。但这一切没有被呈现在镜头里。
她拥有40多万粉丝,分布在北上广或者河南河北的四五线县城。他们都可以在手机屏幕上看到她。镜头只会展示T台的部分,画面呈现出ins风。在滤镜与柔光灯的作用下,小辰的皮肤白皙细腻,一个毛孔、一根汗毛都看不到。
一年中的大部分夜晚,她都在这间工作室度过:衣服是最受欢迎的,这是电商平台上最大的类目。她会站在小T台上,面带笑容,不停地试穿衣服,语速轻快地讲解面料和版型,引导粉丝购买。当然,她更喜欢推荐美妆或者饰品。
有好几次,她播到一半感觉恶心,跑去厕所剧烈呕吐。半夜下班的时候,整栋楼都关灯了。
她是一名电商主播,杭州数以万计的网红中,她处在收入不菲的梯队。做主播几个月后,小辰搬进了市中心的公寓,月租8500,独居,养了一条白色博美狗。直播将在晚上7点开始,持续到11点。有时候会更晚,一直到凌晨。这是黄金时段,城市白领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开始瘫在沙发上刷手机。
更多的网红聚集在九堡。小辰签约的网红公司就在那里——因为无法忍受深夜的来回奔波,他选择在公寓附近租了间房子作为工作室。
假如你来到九堡,你会感觉到那种更强烈的粗糙感。如果你从九堡地铁站到如涵,感受可能更为直观。你将穿过一片半旧的住宅区、厂房、等待拆迁的城中村和办公楼夹杂其中。然后,从主干道杭海路转入万佳路,路旁立着楼盘广告——“交互式园林,唯美回家”。
往前走是一个公交中心,接下来是一片白色的围墙,但溅满了泥渍,横七竖八地涂满吊车、挖掘机的广告。然后是一片玉米地、一片菜地,一位老妇人每天在尘土飞扬的路边摆摊卖菜。越过她佝偻的背,能看到一座豪华的寺庙,金黄色的墙壁,再远处是两个工地的橙色起吊车。
但围绕着九堡,一个庞大的网红基地形成了。方圆一公里的厂房、办公楼里,聚集着大大小小上百家网红公司,包括张大奕的如涵和雪梨的缇苏。它们是九堡网红们的“信仰”。
朝阳工业园不过五六栋房子,但高度浓缩了整条网红产业链:服装厂、员工宿舍、电商公司、网红直播间以及物流点一应俱全。沿街的门面大多开了餐厅,沙县小吃、衢州小炒、山东饺子等,不过都不长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批。
在一部关于网红的纪录片里,结束了一天的直播、选款、看货之后,深夜,张大奕走在这条路上,对着镜头亮出招牌式笑容,“身在城乡结合部,心在巴黎时装周”。她是个超级网红。
九堡的一天是从黄昏开始。下午五六点,年轻的主播们画好妆,涌入砖红色的厂房。为了上镜,脸涂得很白,嘴唇很红。房间不大,几盏过分明亮的LED灯围出一片两平米的直播区域。周围的架子上挂满衣服,售价经常是99.9、69.9或者39.9。它们来自附近的服装厂。
“她们都想成为张大奕。”门口小超市的收银员陈勇嘴角挂着笑。他今年20出头,身材魁梧,为了多赚点钱,附近的外卖订单多数会亲自送货。四楼五楼几乎都是搞直播的。“她们唧唧呱呱,一直到深更半夜。”他经常在晚上去给她们送水。
“健康、幸福、快乐是最重要的。物质也重要,但只要能维持我的基础生活就行了。我算过,我一个月的花销在5万左右,如果能一个月维持赚15万到20万的话,我的生活就比较幸福了。”
在她住的公寓里,小辰穿着一套宝石绿的丝绸睡衣,坐在梳妆台前,一边扑着粉,一边淡淡地说。似乎意识到什么,她随即补充:“当然,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她一直试图做“真实的自己”——在直播间里,她会直接跟粉丝说:“喏,我刚买了个镯子,8万。”
八楼的落地窗外飘着细雨,黑夜降临,街灯亮起。小辰真人比在手机屏幕上看到的小一整圈,说话声音很轻,完全没有硬照里明艳、凌厉的气质。
原木色妆台上,堆满了瓶瓶罐罐,Lamer的面霜、SK2神仙水和阿玛尼的粉底等等。一面椭圆形的美妆镜,把她的脸照得非常明亮,一张小巧的瓜子脸,眼睛大而圆,下巴尖翘,鼻子高挺,樱桃色的嘴唇很饱满,和舒淇有几分相似。粉丝经常在直播间里喊“我要看舒淇。”她的网名就包含了舒淇两个字。
所有关于网红的争议,几乎都围绕财富展开。网红真的赚到了这个年龄永远不可能赚到的钱吗?
对于九堡的极少部分人而言,是的。比如薇娅、张大奕或者雪梨,小辰也算是其中之一。从第一场直播到月入10万,她花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
2017年春天,小辰找了一个同样做主播的女孩,合租了一套loft公寓。她们住在楼上,在楼下直播。经纪公司告诉她,小主播不要和大主播抢时间,“没意义”。她就把直播时间设置在凌晨1点到4点。
在这场关于美貌、消费与流量的财富游戏中,平台才是幕后的庄家。按照平台规则,一个新主播想要被人看到,必须撑够一定时长,即便是对着空气讲话。起初,小辰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来例假时痛得在地上打滚、呕吐,喘过气来又爬下楼继续直播。
小辰告诉朋友,没有赚到一百万,就不会见他们的。那段时间,她的绰号就叫“李百万”。但现实很骨感,第一个月,她只赚了不到5000元。“他们调笑我,你离100万还有多远?我说还有102万。”
差不多从第三个月的时候,她的粉丝数开始飙涨,最多的时候一天涨一万。“一场直播下来,一条裤子能卖一千多件,三分钟,洗发水卖了一千瓶。”她举起右手比划,这是她主播生涯的巅峰时刻,月收入也随之达到了6位数。
这个26岁的女孩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了。她立即搬进了位于市中心的这个新公寓,并且开始购买奢侈品。
“我一直很喜欢爱马仕。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在30岁的时候,凭自己的能力,买一只爱马仕的包。很幸运,我26岁时,就能给自己买一只birkin,入门级的,10万左右。”小辰走出卧室,对着客厅里满博物架的包包说,“当然只是入门级,它还有鳄鱼皮款等等。”
有时候,购物甚至只是为了发泄无处可逃的压力。2017年双十一期间,从1号到11号,小辰每天直播两场,8个小时。接下来的双12的话,她又连轴转12天。“我觉得我不行了,我必须得买点东西。”除了爱马仕,小辰顺便把她以前一直很想要的几款包全都买了,“反正那一个月我花了20万”。
但是,对另一些女孩而言,金钱之外,“成名”同样充满吸引力。“有人说像木村拓哉的女儿,也有人说像新垣结衣,总之各种像日本人”,在杭州大厦的一家咖啡厅里,佳佳托着下巴腼腆地说。她戴着一顶鸭舌帽,穿着蓝色条纹衬衫和紧身牛仔裤。
她对网红这个标签有些抵触。在微博上,她的认证是“知名时尚博主”,更乐意被称为KOL。她养了一只加菲猫。我们第一次约采访的时候,她建议在西湖边的一家有乐队表演的酒吧。
在“网红”这个词还没被造出来的时候,佳佳就已经开始做模特。那是2011年,她高中毕业,一组照片被发到网上,点击量可观,她开始体会到美丽的价值。在此之前,她从未明确地感觉自己漂亮,“高中的时候,我还戴牙套,同学们管我叫钢牙妹。”
之后,模特约拍的邀约不断,“这就等于说,上车了”。大三那年冬天,佳佳接到某时尚杂志主编的电话,一家知名日本车企正在挑选广告的女主角,她被列为候选人。通过试镜之后,佳佳和一个制作团队飞往日本北海道。
时隔几年,她一直对那次旅拍念念不忘,“我们一起开着车,在北海道的原野里驰骋。雪很厚,我就趴在雪上滑行。每天都很开心。”她爱上了“这种生活”,一种在镜头前的生活。
一条广告并没有把她带进演艺圈。和绝大多数身在杭州的网红一样,她选择复制张大奕的道路。佳佳经营着自己的网店,同时也给一些网店、品牌当模特。网店的仓库就在九堡所在的江干区。
当我们告诉他,50%以上的95后梦寐以求的新兴职业是网红时,杨涵没绷住,笑出了声。他三十岁左右,谈吐幽默,在城东江干区的一家电商公司担任主管,为网红提供供应链服务,离九堡不过几站地铁。
“(电商主播的工作)就是以前四季青的档口小妹,被线上化了。”他对网红的感觉复杂又暧昧:不觉得这是份高尚的职业,但又不得不承认她们能在短时间内赚到钱。
金钱的诱惑显而易见。根据一家本地媒体的报道,从九堡到江干区的大学城,一共有大大小小300多家网红工会或经纪公司。
经纪公司在平台与网红之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与平台深度绑定的经纪公司,会参与流量的分配,比如特定的推荐位。“假设你今天第一天开播,可能同时开播的有5000个主播,我看到你时不知道猴年马月了。”马浩说,他在距离九堡不远的一家网红孵化机构担任经纪人。
“网红成长就是一条工业流水线。”在签约之后,他们会根据女孩的长相、性格,设定人设,指导妆容和着装、话说的技巧。每次直播结束之后,马浩会和她们一起,复盘数据情况,纠正网红直播中的一些瑕疵,语速、表情或者其他。“我最近推荐她们看《我和我的经纪人》,带她们和带艺人是一回事。”
不管美丽的标准如何改变,青春始终是基石。在残酷的竞争中,经纪公司永远偏好更幼龄的女孩:一些公司签约(网红),98年前的不要。小吖告诉我们。她曾面试过杭州某头部网红公司的经纪人岗位。小吖30多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最终决定放弃。
“太残酷了。”她说。
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年轻着,靠近九堡的大学城不缺年轻人。1998年出生的“可以”还在上大三。“可以”是她为自己未来的品牌选好的品牌名,她希望我们用这个来称呼她。她身材瘦削,皮肤白皙,脸圆圆的,显得稚气未脱。5个月前,她签约了一家经纪公司。杨涵为她的网店提供供应链服务。
“可以”是浙江东阳人,家境优渥。“我高中时想买包,2万块,我爸也会给我买。”上大学后,她几乎每周都要买衣服。不菲的消费,提高了她丈量金钱的尺度。在朋友圈浅尝辄止的卖过衣服,尝到甜头之后,她决定签约,开网店。
“一切以(店铺)交易为导向。”几个月前刚进入行业的她目标明确,没有任何心理包袱。
四五月份,“可以”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穿上自己网店的衣服,在湖滨银泰、嘉里中心等地拍抖音:内容按照当时的“爆款”标准炮制。一个闷热的下午,可以在湖滨银泰的GUCCI和LV的金色橱窗前来回走了近10趟,对着镜头做鬼脸,或者假装不知道被拍到。随后,她还和一位身高相差近20公分的男孩扮演情侣,在西湖边的一条路上打闹了近一个小时,喷掉了一整瓶矿泉水。这是近年来抖音兴起后杭州城里的新景象,与此前九堡格子间里的玩法大相径庭。
在这个残酷的圈子里,只有最新鲜的血液姿态轻松,对未来野心勃勃。“可以”知道网红行业的大浪淘沙,但是她不认为自己会被淘汰的沙子。尽管她的网店还远远称不上“大店”,但她也尚未体会商业的残酷。她在今年暑假注册了公司,聘请了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
但故事的逻辑依然相同,成功是小概率事件。“70%”——这是我们从一家头部经纪公司听到的网红“死亡率”。“不到10%的人,赚了这个行业90%的钱。”二八定律的残酷,在这个行业被放大,“多数人的收入可能都很难过万。”
对于网红们而言,这种残酷甚至无需经纪公司提醒。小辰的客厅里,放着一台落满灰尘的跑步机。那是她曾经一起合租的室友留下来的。她跟小辰隶属同一家经纪公司,同一批签约,长得也算漂亮。
在苦熬半年,依然毫无进展之后,她离开了行业。“她骗了我几万块钱,微信还拉黑我。”小辰说。故事的结局是,那位姑娘从合租房里消失了,留下了那台跑步机。在九堡,这是寻常的故事。
“几乎没有主播能回到普通白领的生活。这就是人性。”马浩笃定地说。对于九堡的许多网红而言,赚快钱像香烟和酒精一样令人成瘾,一旦开始,就无法离开。但同时,就像命运其他的馈赠一样,它也暗中标好了价格。代价是一点点体验到的,肉体层面的劳累只是开始。
2018年初,小辰发现,她开始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状态,厌倦、乏味、枯竭感如影随形。按照平台规则,为了维系热度,网红们必须永不停歇。每天4到6个小时,是我们在采访中反复听到的数字。主播只有播满这个时长,平台才会给予流量倾斜,比如推荐进入首页。用她们行话说,就是“浮出来”。
算法和数据,主宰着小辰们的生活。“无穷无尽的,周而复始的,每天同样的生活,就跟机器人一样。”小辰说,“我们是在按分钟计费,旅游、生病、谈恋爱对我们来说是奢侈品。”
买包带来的快乐,在收到包之后,就消失了。每天黄昏时分,她一开始化妆就莫名地想流泪。关掉直播软件之后,前一秒还挂在嘴上的明媚笑容立刻消失。“脑子会缺氧”,有时候嘴里进了冷气会干呕,开口讲话一度也成为她的负担。
小辰中断了工作,去第七人民医院挂了心理科。医生告诉她,这是长期压力之下人无法分泌多巴胺的结果,简单来说,就是轻度抑郁症。这是网红行业里高发的疾病。
她试过逃离,去了朋友开的一家新媒体公司,月薪从10万降到1万。但是没几天,她就被“吓跑了”,因为“无法接受这个落差”。人一但赚过快钱,享受过短时间内爆发的快乐,就再也无法忍受脚踏实地的生活。小辰重新打开了摄像头,回到了直播间。“但我不再像之前那么拼了。”小辰想要调整节奏,“我今天比较累了,哪怕这一场直播你给我三万六,我不去。我明天要去约会,就会通知所有人,我要休假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代价。她的粉丝已经一年没有再增长了。“你看,那些不如你的,都浮出来了。”一位朋友告诉她。“你能在年轻的时候,赚到别人一辈子赚不到的钱,为什么要停下来。”朋友为她惋惜。
六月中旬,小辰接连发烧了好几天,一度烧到 39.6摄氏度。几天后,她转发了一篇文章到朋友圈:《20岁美女模特在高铁上猝死:摧毁一个人,生一次病就够了》。
她不知道该往哪走。那些大主播生活都特别稳定,他们很多人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看过了世界才来做主播,我还没有看过世界。”沉默的间隙,她会拿起桌子上的电子烟吸上两口,嘟着嘴唇吐出一圈白雾。抽烟的习惯,是2012年在英国留学时养成的,“起初语言不通,没有什么朋友,一切事情都需要自己处理。特别孤单的时候学会了。”
小辰陷入了焦虑。幸福的家庭生活与一个12点下班的主播是相斥的。但是她心理有一根明确的标尺:钱,是她离不开主播行业的原因。即便是现在,流量下滑、粉丝增长停滞已经令她感到不满。
“前两天还是失眠,就是失眠到早晨,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坐在床上,加快语速,“如果以后挣不到这个钱的时候怎么办?现在我一瓶面霜三四千块钱,我心里清楚,这就是现在部分人的一个月的工资,我现在用了以后用不起该怎么办?”
5月的一天,我们在京杭大运河边的一栋办公楼里,目睹了小辰的一场直播。恰逢生理期,距离开播还有20分钟的时候,小辰依然趴在地上,面如土色,腹痛到直不起腰来。几个小时前,她刚从安徽赶回杭州,那趟行程是受一位卖首饰店家的邀请,他的网店需要小辰和她的同行们在镜头前吆喝——九堡的网红经纪公司仿佛是一个巢穴,它源源不断输送血液,把精力旺盛又年轻的女孩们送到安徽、南通、温州等各个需要卖货的网店直播室。
小辰简单地吃了几口就推到一边。她的助理先开播,而她一直在地上打滚。粉丝在直播间里呼唤小辰,她强撑着精神上去打了个招呼,又趴到助理的行李箱上。期间,小辰叫来医生,希望能缓解疼痛,然后完成这场直播。情况不见好转,她只得提前结束了这场直播。商家的脸色并不好看,带货效果很不理想。
“这场没有佣金。”在楼下等车的间隙,她抱着双臂,压低声音告诉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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