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4日 星期五

历史潮头上的台积电:两堵高墙,一柄尖刀

1989年12月,台北的冷雨淋淋漓漓,三星掌门人李健熙赴台考察,秘密约了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吃早餐,目的只有一个:挖走这个已经58岁的老将。
此时台积电已经默默成立了两年,在业界尚名不见经传,所走的“代工”模式也非当时芯片领域的主流,让人看不懂。而在台积电成立的1987年,三星创始人李秉哲去世,三子李健熙接位执掌三星,甫一上台后便喊出了“二次创业”的口号,大举进军电子和半导体。
张忠谋正是李健熙急需的人才。1983年张忠谋从德州仪器“三号首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虽然可以享受“一幢宅、两部车、三条狗”的美国梦,但总感觉心有不甘。所以两年后,“蒋经国接班人”孙运璿邀请他去台湾担任工研院院长一职时,张忠谋决定出山闯一闯。
张忠谋生长于大陆,49年离开,随后赴美读书工作三十多年,对台湾其实并不熟,但架不住“来了就是一哥”的诱惑。而到台湾仅一年后,56岁的张忠谋便决定再野一把:创业,做一家专门为其他芯片公司代工制造的公司,这种模式在当时并不被同行和投资人看好。
而在餐桌上,李健熙款款分析道:半导体需要大量资金、人才,风险也大,三星目前正好发展还不错,希望张忠谋到三星工厂看一看,瞧一瞧。李健熙的言语中充满了惋惜爱慕,仿佛当年曹操看着刘备说出“唯使君与操耳”,恨不得让张忠谋立刻跟着他私奔到首尔。
张忠谋此时正为订单疲于奔波,但他厌倦了当二把手三把手,对三星自然坚定拒绝。李健熙并不死心,邀请他去三星参观,张忠谋欣然应允,逛了半天厂区后连夸三星的产能“令人惊叹(impressive)”,但仍然拒绝离开台积电。李健熙见他态度坚决,并只好放弃。
此次一别,两人的轨迹还将继续交汇:台积电和三星分别沿着自己的路线,崛起为全球半导体巨头,并随之展开了的血腥的对决,顶峰时双方红着眼砸钱,一度买下了世界40%的半导体制造设备。这既是两家公司的商业战争,也是两个地区产业升级的无奈之选。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以及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台积电最大的对手都是三星,而不是中芯国际。
超车:从产业边缘,到舞台中央
台积电虽然是台湾企业,但张忠谋为它注入了“美国魂”:老东家德州仪器的管理经验、IBM授权的技术、以及大批美国回流的人才。
比如台积电首任首任技术执行官胡正明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其得意门生梁孟松也从AMD跳槽台积电;研发队长蒋尚义曾在美国德州仪器、惠普工作;后接任张忠谋出任CEO的蔡力行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技术核心人物余振华则是美国乔治亚工学院博士。
台积电从美国拿到的不仅有人才,还有订单。半导体产业起源于美国,随后便开始向日本转移。结果,日本半导体公司修炼出超强战斗力,在存储芯片领域,靠着精细管理、成本优势,将美国企业打得落花流水。1980年代末,世界十大半导体公司中有6家是日本企业。
打不过只能换赛道,于是美国从存储芯片撤退,开始发力CPU等逻辑芯片。不同于存储芯片强一体化的要求,逻辑芯片可以将设计、生产环节分工,这就为台积电带来了机会。1988年,英特尔送来第一笔大单,并对200多道工艺进行了指导,可谓“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
当然,好处也不白给。快速发展的台积电,开始反哺美国半导体业。由于不用再承担独立建设晶圆厂的巨额成本,大量初创芯片设计公司得以轻装上阵、快速发展,美国芯片公司重新占领全球芯片产业制高点,如今巨头的高通、英伟达、Marvell等都是得益于此。
台积电早期办公楼,1995年
1995年,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遭遇商业化瓶颈,于是他写信给张忠谋求助。没多久,他就在吵闹的办公室接到了张忠谋的电话。黄仁勋激动地对身边人说:快安静!Morris (张忠谋)给我打电话了。随后台积电出色地完成了英伟达的订单,帮助其快速占领市场。
黄仁勋对此感动不已,并把这段经历画成漫画送给了张忠谋[2]。
尽管台积电羽翼渐丰,模式得到了业界的认可,但由于技术都来自于IBM授权,自主能力差,依然被硅谷公司们认为是打杂的二流企业。张忠谋不甘于成为美国的技术附庸,一直在等待翻身做主人的机会。终于,机遇来了,而且是两次:铜制程逆袭、光刻机突破。
铜制程逆袭终结了IBM的技术霸权:2003年,IBM希望把新开发的铜制程工艺卖给台积电,但张忠谋认为IBM技术不成熟,不如自己干。率队研发的是蒋尚义,充分发挥在德州仪器学到的工艺管理经验:为防止材料污染,研发人员连行走都要求严格按照地板上画好的路线。
一年多后,台积电铜制程率先突破,发挥核心作用的是6个人:余振华、梁孟松、孙元成、蒋尚义、杨光磊、林本坚而IBM的技术却仍未走出实验室。IBM的代工技术霸权被终结了,十年后,IBM又倒贴15亿美元,将代工业务转给了格芯,彻底退出了这个领域。
孙元成、蒋尚义、杨光磊、林本坚合影
而光刻机突破,则不仅为台积电带来了技术超越,也培养了坚实的设备盟友:2004年,台积电打算另辟蹊径,研发湿法光刻技术,而技术发起人林本坚也来自于IBM。
这项技术和当时的干法方案背道而驰,林本坚还被吐槽是“挡在航空母舰面前”。而方案也遭到了当时“光刻机霸主”日本佳能和尼康的抵制,只有荷兰小厂阿斯麦尔(ASML)愿意尝试。最终,台积电完成了技术突破,阿斯麦尔也迅速崛起,击垮日本霸主成为行业巨头,和台积电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
而今,ASML在美国的重压下,卡着中芯国际的脖子,也限制了华为寻找代工伙伴的念想。
学习美国再超越,这两次弯道超车令台积电的代工工艺,一骑绝尘。2004年,台积电拿下了全球一半的芯片代工订单,位列半导体行业规模前十。排名第二的则是韩国三星,它在存储芯片领域和日本死磕获胜,拿下全球30%份额,而曾经辉煌的日本半导体,仅剩三家企业位列全球前十。
看着大势已定,张忠谋渴望为家人留出更多的时间。于是在2005年6月,张忠谋宣布卸任CEO,退居二线。每天7点准时下班陪伴家人,吃吃饭、听听音乐会。而此时,他的老朋友李健熙,却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杀入台积电的腹地。
惊醒:李健熙进攻,张忠谋回炉
李健熙是三星半导体的总设计师。在1974年他就提出了规划,并先后50多次前往美国引进技术。这也打动了他的父亲李秉喆,表示一定要在自己闭眼前启动这个事业。然而,面对80年代如日中天的日本,直到李秉喆去世,三星半导体也仅仅亏光了3亿美金本金,毫无收获。
而就在李健熙接位的1987年,三星半导体也等来了机遇。当年,日本东芝私下出售设备给苏联的秘密被美国发现,被日本半导体压着打的美国,立刻借着机会挥舞起了制裁大棒。不但对日本存储芯片征收100%关税,还启动了让不少贸易国闻风丧胆的“301”调查。
眼瞅着日本半导体被美国按倒在地,三星喜大普奔,立刻冲了过去,踩上一脚。
李健熙的诀窍是“高价买人、低价卖货”:用三倍工资挖空了东芝工程师,快速提升技术,再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战发动攻势,而且还大打感情牌,呼吁海外韩国工程师回国参战。在IBM工作了7年的技术骨干陈大济(Chae Dae Je)听到后马上沸腾了,当即回国参战。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三星依然保持着高资本支出,敢打价格战,不怕价格战,使用“反周期”投资大法越亏越投。终于,在2004年时,击垮日本东芝等公司,成为存储芯片霸主。随后,李健熙大手一挥,炮火瞄向了台积电,开始进军芯片代工。
李健熙的策略很简单,发挥三星多元化优势,以点带面,全面突围。比如面对台积电第一大客户高通,三星采用的方式是“以买寻卖”,让三星手机去买高通芯片,然后说服高通把芯片代工也交给三星;而对苹果,三星则抛出了存储芯片、面板、芯片代工的捆绑销售策略,所谓卖颗白菜送根葱。
三星的捆绑策略,是半导体公司开拓业务的常用套路。比如高通也利用基带处理的优势,搭售芯片;AMD也把CPU、GPU放在一起卖。2006年三星代工收入不过0.75亿美元,但四年后,便增长了3倍,其中给苹果代工的A系列芯片就占了85%。可以说,三星的芯片部门是一口一口吃着苹果长大的。
2009年,连战连胜的三星召开了内部会议,李健熙的长子李在镕踌躇满志宣布了一项计划:Kill Taiwan,即先消灭台湾面板和存储芯片产业,再打垮台积电这个台湾产业的珠穆朗玛峰,让三星完全主宰先进电子产业,也为自己顺利接过父亲的大权打下基础。
这个计划被被台湾《新周刊》披露时已经是2013年,台湾面板、存储芯片产业均被三星斩落下马,只剩台积电。
从2009年那时来看,三星击垮台积电并非没有可能[3]。当时台积电屋漏正遭连夜雨:2009年金融危机后利润大幅下滑被迫裁员。裁员主导者是CEO蔡力行,已经在台积电工作近20年,做事沉稳、执行力强,曾主导了台积电第一座8英寸晶圆厂,被誉为“小张忠谋”。
张忠谋(左)与蔡力行(右),2008年
蔡力行推行了比张忠谋时代更为严厉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考核后5%员工,取消了以往的观察期,直接宣布裁退。这套快刀斩成本的优化,本是常规操作,但却因为执行得不近人情犯了众怒。
一位工作了十多年、曾获得过优秀奖励的员工,因妻子怀孕需要多照顾家庭不能“996”,就被主管嫌弃扔到了淘汰名单里。这名员工的老父亲声泪俱下地给张忠谋写了封信,恳请公司不要裁掉自己的孩子。甚至有些人扯着横幅,在张忠谋家门口指责他不诚信,让重视声誉的他面子难堪,赶紧吩咐夫人做点糕点慰问慰问。
与此同时,公司新产线良率也迟迟得不到改善,客户甚至取消订单。张忠谋内心焦急:虎视眈眈的三星都要打到家门口了,蔡力行居然还在秀什么压成本增利润的财报技巧!6月中,台积电召开董事会,张忠谋用了不到十分钟,就把蔡力行撸到了不足十人的光伏部门。
然后78岁的他,宣布重新回炉,且不设置期限。
回归后的张忠谋做了两件事:扩军、扩装备。他宣布之前的裁员无效,愿意回来的马上到岗,而且还邀请已经退休的蒋尚义到他办公室吃了一顿面,不谈薪水不谈补贴,只给了一个命令,回来把公司新增的近10亿美金研发费用,尽快花出去。
临危受命的蒋尚义,2010年
为了鼓舞士气,张忠谋在给台积电员工演讲的时候,甚至引用了莎士比亚描述亨利五世战斗的诗句:“Once more unto the breach, dear friends?”(再冲啊,我的朋友们)。亨利五世被英国人视为民族英雄,他带领着不足6000人的疲弱步兵,打垮了6倍于己的法国精锐部队。张忠谋此举意味明显,希望台积电也能创造以弱胜强的奇迹。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台积电迎来客户回流、技术提升。尤其在28纳米制程的关键技术上,蒋尚义选择了后闸级方案,而非三星正在研发的前闸级。正确的判断、严格的工艺,台积电良率大幅提升,三星却仍没有进展。
然而,此时的张忠谋并没有舒展眉头,他知道,要击垮三星、除去后患,决胜点不在千里附近的首尔,而在远隔万里重洋的美国西岸,那里有能支撑任何一个代工厂走向世界顶峰的超级客户:苹果。
起义:苹果抗韩,台积电递刀
2010年,张忠谋在家里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苹果的COO威廉姆斯(Jeff Williams)。双方喝着红酒探讨着建厂生产的方案,一席长谈后,达成了合作意向:苹果同意将整代芯片订单交给台积电,前提是台积电准备90亿美元建厂资金和6000个工人以确保产能。[4]
这次会面是两厢情愿,苹果正被三星逼得喘不过气来。2008-2011年,三星智能机全球份额增长了6倍、达到了20%。然而苹果却有超过一半的关键零件要从三星采购。苹果大口喘着气,渐次推进三星替代计划。2008年,苹果把闪存芯片订单从三星转给东芝。两年后又分了一部分屏幕订单给夏普。
2011年4月,苹果一口气向三星提出了16项指控,称三星手机是在“生搬硬套”的抄袭苹果。但手握苹果命脉的三星毫不认怂,立刻在美国反诉苹果侵犯其十项专利,还要求在美禁售iPhone。苹果被人握着咽喉吵架,便催促着台积电加速研发。而张忠谋也鞭抽快马,在2011年底派出了顶尖的“one team”战队。
这只战队由百余位跨部门的研发工程师组成,他们从台北、新竹等地,悄悄飞往美国、驻扎到了位于库比蒂诺的苹果总部。库比蒂诺和新竹市正巧是姐妹城市,而且距离三星和苹果打官司的法院不足10英里。这些工程师都签下了严格的保密协议,而他们的秘密任务就是和苹果一起研发,绕开三星、制造A8芯片。
之所以要保密,因为三星手握核心专利,如果台积电用类似的工艺生产,就会被三星告到不能自理。而三星也时刻准备这么干,他们在接待股票分析师的时候,都会强调“只要台积电敢做,就一定敢告!”为打消苹果的担忧,台积电先参与设计了A6芯片,彰显实力。随后还把自己的工艺专利,毫无保留地交给苹果做验证。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台积电专门开发了两个A8版本让苹果挑选,不绕过三星专利墙誓不罢休。与此同时,台积电也化身基建狂魔,疯狂扩产。位于新竹的第十二厂、台中的第十五厂、台南的第十四厂,都在以接近平时三倍的速度扩建。台湾省西海岸线上空,一架架飞机忙碌的运送着来自欧美日的芯片加工设备。
2011年到2013年期间,超大规模的12寸晶圆厂全球一共只增加了3座,而台积电一家就新建一座,扩建两座。2013年,台积电一半收入用来扩张产线,可以说,张忠谋已经把自己的筹码全部押了上去。此时的三星,虽然不知道苹果和台积电的小秘密,但扩建的动作却看得清清楚楚,于是,三星心生一计。
三星竟然主动联系台积电,希望台积电来代工自己的4G芯片。给订单为虚,探一探台积电工艺、产能状况为实。而这摆明的黄鼠狼给鸡拜年,张忠谋自是心知肚明。他要求三星下单给台湾设计公司,再由设计公司和台积电合作,切断了三星直接接触的念想。三星也只好摆手作罢。
2014年,苹果终于公布了A8芯片的代工名单:台积电独中花魁。台积电的股价大幅飙升,员工们如释重负,“如果不是荣誉感,期待打敗三星,谁愿意牺牲长期时间跟家人分隔两地?”而台湾媒体更是兴奋地播报着号外:“一只手机救台湾”、 “张忠谋揭竿灭三星”。
但不料,几个月后,一个自称身上流着台积电血的男人,却在三星公司,再次把台积电逼到了峭壁边缘。
重挫:三星喜得猛将、台积电连遭失败
在张忠谋的办公室里,有一张他和夫人的合影照。拍照的人正是他的爱将梁孟松。
梁孟松是台积电首任CTO蒋尚义的学生,也是台积电2002年铜制程突破的研发骨干,位列台湾当局奖励名单的第二位,是最有望接替蒋尚义坐镇研发总监的候选人。然而,就在张忠谋2009年回归的四个月前,梁孟松提交了辞职,要离开效力17年的台积电。
曾在台积电备受重用的梁孟松,2007年
梁孟松显然不是被5%考核淘汰的,而是因为感受到了排挤。2006年蒋尚义退休,梁孟松自认为是公司内最佳的继任者。然而,他等的来的调令,并不是升职,而是被派去执行一个刚启动的“超越摩尔计划”。这个计划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却只有两座落后的晶圆厂使用,办公室也只有一个小小的四人间。
梁孟松每天到办公室都觉得是在冷宫里,他甚至一连8个多月白天就坐在办公室里,不出门也不见同事。梁孟松觉得颜面尽丢,但事实上现任台积电的CEO魏哲家也接手过“超越摩尔计划”,并从一单单小订单开始,把这两座小厂做的有声有色。这个“计划”也许不过是张忠谋给他的一个考验。
冷宫也好,考验也罢,心寒的梁孟松在2009年2月还是选择了辞职。梁孟松的妻子是韩国人,因此,他到台湾清华大学任教没几个月后,就在娘家人的介绍下,来到了韩国的成均馆大学,传授通讯学。两年后,梁孟松的竞业禁止协议到期,他也找到了新东家:台积电的老对头三星,做芯片部门技术长。
三星对梁孟松可谓是求贤若渴:据传年薪高达1.35亿台币,是台积电标准的三倍,甚至超过了三星联席CEO的待遇。李健熙常说,三个比尔盖茨就能把韩国提升一个档次,自己的任务就是找到三名这样的天才,这种对人才不计成本的重视,无疑值得10年后发力的大陆学习。
然而,三星的这份大礼,梁孟松还没捂热3个月,台积电的诉状就冷冷地甩过来了。诉状措辞严厉,要求他停止泄露机密、立刻从三星离职。梁孟松捏着诉状,也许要感慨:一个合格的前任,不应该是再也不要联系了嘛?
台积电痛下禁令,是因为他们察觉,三星变了。
三星在商业上被张忠谋称为“三百磅的大猩猩”,但是在技术上却被调侃为“雷达里的一粒黑点” 。然而,自梁孟松离职后,三星像拿到九阳真经一般,技术一年一个台阶:45nm、32nm、28nm,2011年时几乎和台积电平起平坐。而同样的追赶,大陆的中芯国际则花了7年多时间。
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台积电对梁孟松一番调查后,还真发现了不少可能违反竞业协议的线索:梁孟松教书的成均馆大学,号称韩国的清华,背后的金主正是三星;成均馆的校区就在三星总部的水源市;而梁孟松实际的教学地点,干脆就在三星厂区内。这几年梁孟松往返于韩台之间时,也都是三星集团的私人飞机来接送。
一想到梁孟松可能早就违反竞业协议在替三星干活,台积电自然气不打一处来。然而,气势汹汹的台积电,却碰到了满腹委屈的梁孟松。于是杀气腾腾的诉讼公堂,成了梁孟松的倾诉大会。
梁孟松几乎哽咽着说[7]:凭我的资历要我去一个不能发挥的单位、我感到被欺骗、被侮辱、高层完全不重视我。台积电为何如此无情无义?对一个终身为台积电奉献的人,我但望重披战袍为台积电效劳,但我无法收到回应。
他又高亢道:我不是他们讲的言而无信,也不是媒体说的投奔敌营的叛将。这对我的人格及家人,造成很大伤害。
梁孟松的委屈慷慨,令人动容。最终,法官认为梁孟松已经离职2年之久,早就过了竞业协议期,遂驳回了台积电的诉状。吃了败诉的台积电,还没缓过神,就又遭到重击。本以为板上钉钉的苹果A9芯片订单,居然被三星拿下了。而且三星这次靠竟然是是无人能敌的工艺 —— 全球首个14nm FinFET 工艺。
FinFet的发明人胡正明是台积电首任CTO,梁孟松正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也是台积电FinFet量产的执行者。FinFET即芯片3D化,是台积电憋了近十年的大招,也是公认打开20nm以下制程的钥匙,没想到因为梁孟松的改换门庭让三星抢了先,真是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
台湾媒体遗憾地称“台积电的技术优势,已在一夕之间被抹平了”。
苹果倒戈后,高通也宣布将最新的芯片交给三星代工。客户跑了,投资人也怕了。已经连续五年看好台积电的瑞士信贷,第一次在评级中给出了负面评价;里昂证券则认为台积电将失去8成苹果的订单,损失10亿美金以上。
2015年1月的股东会上,张忠谋面对镜头,面色凝重的承认:“没错,我们有点落后。”
反击:十万青年十万肝
张忠谋承认落后的当天,股票应声上涨了8%,善于脑补的投资者们相信,Morris(张忠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而台积电也确实在筹备多线反击了。
在技术上跌倒,就在技术上爬起来。台积电组织了一个行业前所未有的研发团队:夜莺部队——即晚上干活的人。台积电参照富士康流水线,把研发制度改为了三班倒,让台积电从“24小时不间断生产”,升级为了“24小时不间断研发”。夜莺的薪水远高于流水工人,也高于普通研发人员,底薪上调了30%,分红上调了50%。
重赏之下,夜莺部队很快就超过了400人。由于熬夜伤肝,因此夜莺模式也被称为“爆肝”,台湾便流传着“十万青年十万肝”、“肝越硬,钱越多”。2014年,台湾省劳工全年总工时为2135小时,远超全球其他地区。2017年英特尔被台积电技术超越时,有员工去台积电打听原因,得到回答:你们睡觉,睡太多,睡太久了。
安排完了技术攻坚队,张忠谋给律师团下了死命令“打到底”。为了围剿梁孟松,法官换上了一位嫁给韩国人,熟悉韩国案例的女法官,律师团也掘地三尺的搜集了一批重磅证据,包括梁孟松的10名学生都是三星资深工程师,梁孟松2009年就用上了三星的内部邮箱,三星的工艺有7个关键特征与台积电雷同等。
最终法院强力判决梁孟松不得在2015年底前回到三星。这是台湾历史头一次竞业禁止期结束后、也不能到竞争对手公司干活的判罚。而台积电这场胜利也是商界、政界、法界的合力之作。台湾方面专门修改了商业秘密法,将泄露商业秘密入刑,而主审法官更是公开表态[5]:
台积电这样的企业不保护,我们还保护谁?
梁孟松自是不服,再次向台湾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官司一直打到2015年8月,显而易见,梁孟松再次败诉。虽然这个时候,他只需要再等4个月就可以奔赴三星就职了,但梁孟松却高兴不起来了:由于疲于应诉、无暇工作,而三星又急于求成,结果在A9芯片上翻车了。
网民测试中发现,三星代工的iPhone 6s芯片续航时间比台积电代工的少了2小时,机身温度却上升了10%。甚至有课程教大家怎么区分三星代工,以尽早退货。尽管苹果对性能差异予以否认,但身体却很诚实地把A9订单从三星转移部分给了台积电。而A10之后的代工名单中,就只剩下了稳扎稳打的台积电。
台积电再次占领了代工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成为台湾省经济、股市、甚至人口的脊梁。台积电新增晶圆厂消耗了台湾新增电力的1/3,而旗下的4万多名员工,在2019年也为台湾贡献了超过总量1%的新生儿。[6]台湾平均每1000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大型晶圆厂,成为全球晶圆厂最密集的地区。
2018年 6月,86岁的张忠谋再次宣布退休,在自己的最后一次股东大会上,伴随着热烈的掌声,他深情地说到:台积电的奇迹绝对没有停止!张忠谋功成身退,而他的老对手李健熙却自2014年就一病不起,至今仍没有踏出三星医疗中心。而少主李在镕在2017年因贿赂罪被关进了7平米的监牢,6个月后改判释放。
2019年7月,日本对三星断供了半导体材料,李在镕不得不赶到台湾,恳求购买原料库存,也宣告着“Kill Taiwan”彻底破产。在12月,台积电市值还短暂地超越了三星,当上了全球半导体老大。这场自2004年开启的对决,历经四个阶段,终于落下帷幕。
然而,正如张忠谋劝诫的,台积电只是赢得了一场战役,但对于半导体这个从70年代一直打到现在的行业来说,战争怎么会结束呢?
尾声
台积电成为台湾的图腾,离不开张忠谋的个人魅力、自主研发的战略、人人拼搏的精神、以及在创立之初张忠谋就强调的“中立的服务理念,赢得伙伴信任”。
信任,既能让苹果没有后顾之忧,也能让华为安心托付。华为的麒麟芯片全部由台积电生产,贡献了超过10%的订单。对此,台湾IT教父施振荣曾说过:台湾是世界的朋友,三星是世界的敌人。意思是三星什么都做,台湾则安安心心给全世界的科技企业打工。
当然,台积电还是太年轻了,当太平洋版块开始碰撞的时候,大陆和美国就如同两堵无形的气墙,这个时候台积电真的可以随心所欲地交朋友吗?
而回顾历史来看,台积电创业之初的四宝,便是美国加州伯克利的人才、德州仪器的管理、IBM的技术授权、以及美国芯片公司的订单。决定三星和台积电天平平衡的,是苹果,更是背后的美国,而台积电的股东,也早已被华尔街占领,持股比例高达80%以上。
而台积电的背后,还始终存着三星的那把尖刀。虽然三星在7nm制程上翻车,落后于台积电不少身位,但由于苹果和高通等忌惮台积电的一家独大,所以三星永远都不会彻底被抛下。而且电子行业的历史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小瞧韩国人发疯的劲头和豪赌的胆量。
而当左右都有高墙,背后又有尖刀时,台积电是否还能继续“一揽众山小”?是否还能像以前一样享受“中立”的潇洒,答案无法获知,但张忠谋却已经无法再复出征战了,而他的昔日的老同事和老部下们,却正在海峡对岸的土地上,主动地跳进了历史的洪流中去。
2016年底,台积电的二号功臣,被台湾人尊称“蒋爸”的蒋尚义,敲开了张忠谋的办公室,告诉他要去中芯国际当董事了。一个月后,蒋尚义举家来到了大陆。
又过了半年,从三星辞职的梁孟松,拿着仅仅20万美元的年薪,率领团队抵达上海,成为中芯国际的联席CEO,仅三个季度就为中芯带来重要的14nm技术突破。
2019年,带领台积电战胜IBM的“研发六君子”之一的杨光磊,在退休一年后接任了蒋尚义中芯国际董事的职位,奔赴大陆。
而蒋尚义的下一程是出任武汉弘芯CEO。去年在一场峰会中,他这样说:“摩尔定律放缓,对于中国内地半导体实现技术赶超有了绝佳机会。”
而在这些高管之外,更有数不清的台湾工程师络绎不绝的赶赴大陆,加入到芯片行业的历史进程中去。从深圳海思,到武汉新芯,从江阴长电,到合肥长鑫,都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归来的工程师加入,涓涓细流汇成汹涌的浪潮,为中国产业的最后一战贡献着力量。
所以在中美科技战的夹缝中,台积电既左右逢源,也左右为难,想“中立”,却难“中立”。这是一家炎黄子孙创办的公司,它又怎么可能真正地“中立”呢?
来源:微信公众号:远川研究所(ID:caijingyanjiu)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